聂淑珍生了可可,又亲手葬送了女儿——5月20日8时左右,莞城东湖花园2栋“赏湖阁”,她在将6岁的女儿可可从14楼抛下,当场身亡后，跳下14楼摔成重伤,至发稿时仍未脱离生命危险——有专家称,聂淑珍虽患抑郁症,但她的自私扼杀了母爱的温柔,亲手把女儿送上不归路；究其原因,想以女儿和她的死来惩罚丈夫。
无论如何，我们都想找出个合适的理由，来解释她这种没有一点儿人性的行为。需要明确的是，即便是这种行为被解释得再怎么完美，可可失去的生命，她的自残，也都无法复原。这就是行为的代价，行为层面与逻辑层面的最大不同。聂淑珍的行为，显然我们无法按正常人的逻辑来解释，虎毒还不食子呢。原来她是个病人，一个因婚姻出了问题而抑郁的可怜的妇人。
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抑郁患者都有些消极。对于那些严重抑郁的人，这种消极的思维往往会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这种极度消极的观点，使他们放大了痛苦的体验而缩小了快乐的体验。很正常的人，也会因消极或积极而对同一事件有着截然相反的体验呢！婚姻失败，丈夫有外遇，社会上并不缺乏这种实例，但是却很难见到其他女方类似聂的抑郁。不爱了，就放手。这是很正常的，最多有一方会遭遇道德的现实谴责。这样判断，聂的丈夫才是被谴责的一方，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她，完全可以潇洒地与之说“Byebye”，另找新爱，良心上完全坦然的。没想到她却被击倒了，可以说她爱的执着，或者说这婚姻成了她生命的重中之重。对爱重大于天，任谁也无权对此指手画脚。顶多，我们可以引导她，互动的双方的爱才更持久，单向的爱容易出轨等等。能爱得起，也能放得下，理论上说是正确地爱的方式，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婚姻的失败对她的影响，再加上她的心态以及社会生活环境，包括个体体验等，促成了她如此严重的抑郁。
研究表明，抑郁者思维方式的基础是他们对责任的归因。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解释风格（explanatory style），他们更倾向于将失败和挫折的原因归结为稳定的（“它将会一直持续下去”）、普遍的（“它会影响我做的每件事情”）和内存的（“这全是我的错”）。这种消极的、过度泛化的、自我责备的思维，正是其无助感的体现。聂淑珍的一位女性朋友透露，“丈夫在家陪她，她就显得异常高兴；丈夫不在，她的情绪就十分低落”，“当别人夸她女儿如何如何，她才会开心地笑一笑，好像有点成就感”。
所有这些，负性的思维方式，抑郁心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负性体验，导致自我关注和自我责备，进而产生抑郁情绪，继而影响认知和行为后果，结果又新增了负性体验。如此往复，抑郁越来越重。哪怕是很微小的行为（或社会情态的变化，他人态度的改变），都可能成为其过激行为的导火索。也就是说，聂淑珍20日的行动，是其严重的抑郁之必然。发病时，她眼中的“亲情、生命”是不占位置的。举个不恰当地例子，你能期待一个神经病按常理出招吗？
所以，想办法消除其抑郁才是正经之道——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任一环节，如改变环境，训练个体更加积极的行为方式，转变消极思维。心理学家们越来越接受“社会影响——一个人影响另一个——是治疗的核心”这个观点。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抑郁症患者知道确定自己的病情，并能够接受治疗。显而易见的是，聂淑珍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抑郁这类心理疾病严重性的认识，远远不够，不认为需要接受治疗才能康复。实际上，也与这个的社会心理常识密切相关。《圣经·传道书》上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聂淑珍只是个罕见的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