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大豆市场的深度研究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
    一方面，大豆品种涉及的产业链长。从种植到内贸到加工到饲料到养殖，这一条龙下来跨了好几个行业不说，光企业至少全国也有上万家，要养活几十万人的劳务大军，还不包括豆农。
    再就是，大豆的生产主要不在国内，排序下来是美国（8000万吨），巴西（6000万吨），阿根廷（4500万吨），中国（1600万吨），中国1600万吨有一半多用来直接食用，还有小一半用来压榨，每年从美国和南美要进口好几千万吨大豆原料。
    在生产上对国内的调研并不难，我每次都是齐齐哈尔，嫩江，黑河，北安，绥化，佳木斯，富锦，宝清，牡丹江，哈尔滨回南京，绕黑龙江以北避开小兴安岭走个横8字的线路。
    麻烦的是，中国大多数需求要依赖进口，定价就不在国内而在国际市场了，芝加哥的CBOT成了国际大豆市场理所当然的定价中心。大型压榨厂买好船期，直接从CBOT期货市场点价就可以进口往国内运货了。
    这就形成了，国际定价看美国；国内定价看（压榨）油厂的定价格局。
    2000年底到2001年初的国内油脂油料行业，正是一个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食用油和动物蛋白需求高涨期而大肆扩张的年头。
    国际豆价的大幅波动，使竞争激烈的油脂压榨厂初尝风险滋味。
    你想，以国际豆价500-600美分/蒲式耳的价格算，一船5万吨的豆子大约划到人民币1个亿左右，在海上漂40来天，价格波动10%，就是1000万的损益。油厂是资金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行业，进入门槛并不高，哪里经得起这般波动啊。
    于是，那些思路比较超前的油厂老板就开始网罗可以利用期货避险工具降低经营风险的人才了。
    广东某家大型油脂压榨企业派人找上门来，要组建在国际市场采购避险的一套班子。在全国物色了一批人吧，最后确定了个三人组合，其中有我一个。
    说实话，从我的个性来说，我是个恋家的人。不到万不得已，长期离家还是没啥心理准备。
    但想到要把大豆的深度研究搞下去，不接触到国际市场怕是很难的。再说，对国际贸易我在以前的经历中了解还不够深入，也必须补上一课。
    老板还是爱才的，各种优越的条件不说，看我恋家，说他们上海有个贸易公司，我可以常驻上海上班，然后需要的话，可以广州南京上海三地“打波的”，飞来飞去。
    决定了要离开奋斗了8年的期货经纪公司，我心里很难过，同事们都是在行业最艰难的时期一起打拼过来的。老总是我在JZF时就朝夕相处的老朋友，一再挽留。他知道我决定的东西很难改变，就说，你这么多年太辛苦了，结婚都没歇婚假，趁着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吧。
    说实话，期货经纪业，因为只靠手续费这个单一的来源生存，经营困难可想而知。而我又是主张理性交易，做中长线投资为主的，就对公司的直接贡献而言，真是提不上台面。好在在研究上，在指导客户上，在几个有分量的大型报告上还是为公司争得了一些虚名，可以聊以自慰吧。
    不过，从企业开始主动在期货市场网罗人才，不也折射出未来期货业的行业前景吗？
    在《期货日报》上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迈过世纪的门槛》，我上路了。
    迎着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我搭乘的“波的”仰首起飞…

《炼狱》第三部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