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 年西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多次要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到朝廷参加对策。包括董仲舒在内的贤良、文学参加对策的前后约有一百多人。董仲舒对策三次。这三次对策文字，就是《举贤良对策》，节选自《汉书·董仲舒传》，题目为后人所加。又由于其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又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董仲舒提出：以仁义礼乐为上，刑法杀罚为下，变法而复礼；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董仲舒提出：明尊卑、异贵贱，兴太学、置名师，作礼乐、重教化；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提出：法天立道，归于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现就此文中，且仅就此文中，所展现的董仲舒的思想，尤其是一些关键的概念，进行简要的辨析。

关于“天”

首先，“天者群物之祖也”，即万物均为天地所生。天，或者也许可以说天地，被当做是万物的本源；

其次，在原文中与“天者群物之祖也”在同一句中，紧接着论说的是“故徧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合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即：天不仅生万物，还养万物。至少，它为万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再次，“天人相与”，即天与人是有关联的。其一体现在，“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即；天象会为国家，尤其是国君，显现征兆。这是因为“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也就是说，“天人相与”首先表现在天会通过各类灾变来警示国君的执政。“天人相与”还体现在我们可以，并且从董仲舒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根据天地的固有规律来对应寻找为政所应遵循的规律。如文中所说“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等。将天道之阴、阳对应于政事之刑、德；将天地之春、夏、秋、冬对应于人事之仁、德、杀罚。就如其所说：“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关于“道”

根据文中的表述，董仲舒所论之“道”，尽管与老子之“道”使用了相同的概念形式，但是内容却大相径庭。

首先，根据“臣闻故圣人法天而立道”，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董子与老子之道的差别：一、董子法天，老子法道；二、董子法天而立道，老子法道而立德。在《老子》中，“道”是最根本的存在，它先天地生，天地万物都是它的衍生。同时，它由于其所处于的根本的和元初的地位，自然地成为了君王取法的对象。而对董子而言，道只是天的规律性总结，道是圣人根据天的规律而人为总结和设立的。由此可以说，《老子》中的“道”的概念，在董子这里被“天”这一概念所取代；而董子中的“道”的概念，已经失去了《老子》中的本源性的形而上的理论地位。

董仲舒法“天”所立之“道”，事实上就是他所推崇的，也是他向汉武帝所推荐的，政治理论，即传统的儒家的政治理论。正如其所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正是基于此，儒家传统的仁义礼乐等，通过取法于“天”而所设之“道”而具有了形而上学依据。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表述的理论旨趣在于：继承孔子“复礼”的理论传统。其论说逻辑为：天，作为形而上的依据的“天”，是不变的。所以，以“天”为依据的作为为政的规律性总结的“道”亦是不变的。因此，作为“道”之具体体现的仁义礼乐亦是没有理由变化，没有理由不被采纳的。此即所谓“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

关于君王及为政

首先，君王掌握政权获得执政地位，来自于天命，即常说的奉天承运。如文中所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君王为政，对民众的管理，以教化为重。（“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是因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所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教化的内容，则是儒家传统的思想内容，即“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用“仁”来教养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他们的刑罚很轻却没有犯禁令的，（这是）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啊。）”。这些内容，在董子看来，是君王的为政根本：“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脩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关于命、性、情等概念

此文中有一段文字，“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举矣。”。在这里，命指天令，且可理解为特指上天任命王者之令；情指人欲，即人的私欲。问题是，性这个概念在这里不是很明确。按其定义所描述的“质朴之谓性”，它应该是一个先天的概念；但按其“性非教化不成”，它又是一个需要经过后天养成才能得到的概念。

文字亦有“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栏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即：此处的性，不是人作为生物的生物性的本性，而是人“贵于物”的，“超然异于群生”的“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的社会性。作为社会性的要求，需要人知仁谊、重礼节等。

至此，我试将董仲舒在其《天人叁策》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脉络简要总结如下：

天，既是自然的天地生养万物，又是人格化的天地，它决定了王朝决定了君王，同时通过祥瑞、灾异等天象来对改朝换代及君王的执政进行警示。

道，是取法于天的，通过效法天地滋养万物而对人事、政事对照进行的规律性总结。而这总结出来的结果就是儒家所推行的仁义礼乐制度。这一制度方法，由于天而获得了持久的合理性。

人的生物性是他们的私欲，这需要法度来节制；人的社会性则需要通过教化来培养。如此，社会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