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老子》中的百姓

“百姓”这个概念出现的很早，在现有的很多先秦文献中都曾出现过。例如：

1.《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参考译文：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也相递变化友好和睦起来。）此处，后人对于“百姓”这一概念有明确的注释，如：孔传：“百姓，百官。”；清 陈鳣 《对策》：“古所谓百姓即百官，故《尧典》或与黎民对言，或与四海对言，非若今之以民为百姓也。”

2.《书·泰誓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参考译文：尧说：“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隐于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舜也这样告诫过禹。（商汤）说：“我小子履谨用黑色的公牛来祭祀，向伟大的天帝祷告：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天帝的臣仆我也不敢掩蔽，都由天帝的心来分辨、选择。我本人若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归我一个人承担。”周朝大封诸侯，使善人都富贵起来。（周武王）说：“我虽然有至亲，不如有仁德之人。百姓有过错，都在我一人身上。”认真检查度量衡器，周密地制定法度，全国的政令就会通行了。恢复被灭亡了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了家族，提拔被遗落的人才，天下百姓就会真心归服了。所重视的四件事：人民、粮食、丧礼、祭祀。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能取得成绩，公平就会使百姓公平。）此处，孔颖达 疏：“此‘百姓’与下‘百姓懔懔’皆谓天下众民也。”

3.《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参考译文：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4.《国语·周语中》：“官不易方，而财不匮竭；求无不至，动无不济；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归诸上，是利之内也。”（参考译文：官府不必变更常道而财用不致匮乏，要求没有达不到的，办事没有不成功的。平民百姓人人都将利益奉献给王室，这就是使自己获利。）

5.《诗小雅天保》：“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参考译文：神灵受祭降下土，送给君王多福庆。人民纯朴又善良，有吃有穿真高兴。天下所有老百姓，受你感化有德行。）

由上述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有以下分析：

一：从词源的角度来考察，“百姓”这个词可对应“百官”。在先秦，尤其是东周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姓可以被看做是贵族的象征。据传，当年炎、黄联合战胜九黎后，形成了具有上百个氏族部落的联盟，这些氏族部落的称号后来成为了氏族部落首领的姓，“百姓”便是由此而来。因此，那时有土地有官爵者才有姓氏，“百姓”或者说有姓氏者可以理解成百官或者贵族。这在例1《尚书·尧典》的例子中体现的相对明确，也没有什么争议。正如陈鳣所说，这里是百姓与黎民对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百姓与黎民有一个论说层次的区别，由尧而百姓而黎民，对应着其所叙述的政事的现实政治结构和具体的行政视角。因此，在这里做出“百姓”对应于“百官”的明确区分是必要的；

二：在先秦，“百姓”已经有了类似于现代的百姓概念的用法，或者说，我们可以对于一些先秦文献中的“百姓”这一概念作类似于现代百姓概念的理解而不会造成对于文章的误解，如在例2《书·泰誓中》“百姓”与四海、万方等排比类举而与君王形成对应（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在此，理解为百姓相较于百官显然更洽文意；例4《国语·周语中》和例5《诗小雅天保》这两个例子中，“百姓”已经由例1中的“与民对言”发展为“与民并言”，并且成为一个联合而与君王对言。在例3《论语·颜渊》中径直将百姓放在与君（贵族鲁哀公）的对立面上。这种文字的变化，如果究其在历史社会发展层面的原因是春秋开始的礼崩乐坏、土地兼并、宗族兴替而使得原有的“百姓”逐渐名不副实，丧失了贵族的意义。

三：对于先秦文献中“百姓”这个概念如何理解，要依靠对于文章的具体分析来确定，不可一概而论。

下面，结合如下列出的《老子》中出现关于“百姓”的表述的相关章节，来对应该如何理解进行一些讨论。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圣人皆咳之。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舆：虚而不淈，动而俞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在对文章的理解中，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文章的写作视角。在这个概念的讨论中，有圣人、有百姓、有民，如果按照初始词义，或者说按照“百姓”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对应君、官、民。这也正是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些人认为，百姓词源根于百官，因此这里的百姓我们应当理解为百官，并由此得出结论，“以百姓心为心”说明了老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我认为，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因为这些人将自己的视角放在了民上。如果我们从民的视角向上仰视，君与官自然都是统治阶级。换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如果我们将视角立足于民，则君与官都是统治者，民是被统治者。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将视角转移到官的立场上，则结果变为君是统治者，官是这个统治者的被统治者，而民是被统治者，官又是这个被统治者的统治者。而事实上，《老子》作为“君人南面之术”，其视角毫无疑问是君王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都作为被统治者，百姓与民的差别将被淡化，百姓这个概念作为其词源学的百官的意义将在极大程度上被消解。

对应于《老子》中出现“百姓”的相关章节：

在“天地不仁”章，圣人与百姓对应出现，分别类比于天地和万物，论说的是君王和民众的对应关系，而非并列关系，这里如果将百姓理解为百官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太上”章，单就此章而言，将百姓理解成百官未尝不可，但考虑到帛书本中的“下知有之”的“下”，那么后面的百姓理解成统治者之下的民众应该更贴合一些。

在“圣人恒无心”章，圣人与百姓对应出现，明确表述了“圣人之在天下，为天下浑心”，百姓在这里如理解成民众，则其逻辑关系是明晰顺畅的。当然，单就此章节而言，并不能绝对排除掉将百姓理解为百官的可能性。但如此理解，无论是本章文意还是此章与《老子》全文的立意主旨之间的联系都将滞涩。

在“人之饥也”章，人、百姓、民排比并举，显然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再将百姓理解为百官、贵族，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恐怕是没有说服力的。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

尽管，将“百姓”理解为百官、贵族，进而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有其词源学上的依据，但是，将之理解为现代语意的民众百姓，亦有先秦文献的案例支撑和训诂依据。具体注释中作何选择要依据文章视角、语境、逻辑关系等具体确定。

在《老子》中，“百姓”出现的章节，或与圣人对应出现，阐述君民关系；或与人、民并举出现，构成相同的论说层级；或类比于万物；或对应于“下”。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将之理解为民众而不是百官、贵族，在文字训示层面是有所依据的；在表述逻辑层面是明晰顺畅的；在立意主旨层面是贯通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