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并不知道外公的故事，只知道他很喜欢教我书法，那时我才四岁，外公的方桌太大了，我根本爬不上去，外婆便将两张方凳拼起来，铺上薄油毛毡、笔、墨、纸、小小的砚台，倒也样样齐全，然后我坐在一张小方凳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大约人小东西也小，邻居们都来看稀奇，外公便默然地坐在一旁。他是老派的知识分子，因为出身，饱受政治牵连，但是终身热爱书法，他常常一个人坐着，手在膝盖上划来划去，开始我不知道他干嘛，后来他说，是在写字。
他十岁便以书法闻名于乡族，后来上军校又进入高级法院，依然以书法博得大家的喜爱，人生就是这样，他本无意于其它，但是其它却主宰了他的命运，不能说迭荡起伏，却可说大起大落、历经艰辛。我是他第一个外孙女，自然十分疼爱，每每和我谈论，都与艺术或生活相关，比如他说：学生学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意思，人生在世，不可一日废学。我很少听他谈论政治，甚至对苦难也绝口不提，似乎那些只是过往云烟里的一点轻雾，眨眼化成了空。现在，外公已经去世，我也已经成年，我常想艺术拯救人生这句话，就算外公没了地位，没有房子，甚至没了一切，在牢狱之中，依然可以手指当笔，双腿当纸，起笔运笔、间架结构，一气呵成。世人皆以为苦，而他在艺术海洋中，独以为乐。
小的时候，每到春节，便聚在外公的旧屋中，那张大方桌被放在中间，摆上各种酒菜，外公一生以书法为傲，却独独大舅有些不以为然，大舅自幼学画，天性活泼，对外公讲究书则的态度颇不认同，这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长子，在父亲落难的时候当过家，故而半斤八两，同桌论道，再加上小舅时不时敲敲边鼓，常常是笑声、闹声响成一片。等酒足饭饱，把酒饭撤去，桌子擦试干净，铺上外公的大毛毡，放上一筒毛笔、一得阁墨、两种宣纸，大方砚，还有各种水具颜料等等，便是外公、大舅和我的天下了。外公写字，大舅作画，然后把客厅中间的旧字去掉，换上新的，至于我，因为习字，自然也可在大方桌上涂鸦几笔。说来也怪，我虽然每日练字，还是活泼好动，对外公一丝不苟的教育总是不以为然，比如他说，笔要正对着鼻梁，我便强辨说，若是写“山海关”那样的大字，难不成笔动我的头也动，跟着跟着跑么？外公与大舅听了，便轰然大笑，外公疼爱我，也不批评，大舅觉得我和他是一伙的，自是高兴非常。
外公从小教我柳体，说柳公的字大而不散，小而不凝，是法度中的上乘，可惜我那时不懂，一面照他的意思练习，一面却喜爱颜体潇洒浑厚、欧体研艳冷媚，更喜欢魏碑坚毅磅礴，每每偷练，外公便能看出来，告诫我不可如此，要专心练习，达到一定境界之后再转学其他。这样日复一日，渐渐地也懒了兴趣，外公希望我成为女书法家的愿意，也落了空。如今人大了，逐渐体味他对书法的理解，一日忽然想，民国之中的书法家，外公最喜欢于佑任，当代之中，外公最喜欢林散之，这两人都以草书闻名于天下，可以说各有千秋，我再回想外公拿着他们的字贴爱不释手，临摩揣度的模样，他是真的没有我和大舅的性情吗，还是像他所说的，专心练习了法度，方能达到最高的自由？
我还没有想出答案，外公老年时搬过一次家，那张大方桌太老太旧了，不知被搬去了哪里，那样围坐一桌，谈书论画的日子，也像方桌一样，消失无踪了，外公已经去世，大舅在南京，我在北京，即使过年一聚，似乎也淡了那样的心情，唯想起以前春节时画的春梅图，红淡枝浓，仿佛淡淡的一缕墨香，留于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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