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文化把中国人变冷酷

徐芳：您本身就是蒙古族人，《狼图腾》到底违背了哪些真实？

郭雪波：《狼图腾》拿一系列完全“虚构”的东西当作小说的骨架。如：蒙古民族历史典籍中从未记载过狼为图腾，作者套用西方舶来品“图腾”说，一知半解地硬给蒙古人伪造出一个图腾狼出来，这就像沙滩上搭建楼房，引发出一系列不成立的、违背生活原理的情节故事。

例如，草原上的狼本是最害怕马群不敢招惹它的，可作者却让几只狼愣把一大马群赶进冰湖冻死；如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崇尚万物自然，把天当作最高神圣，会拿出最圣洁的白色奶制品来祭天，作者却让他的“以狼为图腾的蒙古人”摔死浪崽献给长生天，除了违背民族生活的真实，还与他宣扬的理念形成悖论，这其实也是对长生天的亵渎，草原上没有蒙古人会这么干；再比如，历史上东部蒙古人以嘎达梅林为首造反起义，反对开垦草原保护草原生态并为之壮烈牺牲，作者却违背历史真实，假造宣扬说东部蒙古人开垦了草原，为真正开垦破坏草原的北洋军阀开脱历史罪责。

徐芳：您怎么看所谓“狼性文化”？

郭雪波：狼是邪恶的象征，残忍、贪婪、凶恶、自私。现在中国人已经潜移默化变得像狼一样冷酷，就是这些年提倡狼文化、“喝狼奶”的后果。社会变成一个互害的丛林世界，弱肉强食，为个人利益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狼性文化让人相互竞争和厮杀，冷酷地踩在对方肩膀上往上走，提倡对领袖的绝对服从，这些思想与现代民主、自由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如果要用狼性文化来主导中国社会，中国要向何处去？其实现在看来，宣扬狼性文化是作者“文革”思想的一种延续，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也与古老的东方文明和谐、包容、仁爱的精神相冲突，无论如何是不值得提倡的。

小说的虚构与真实

徐芳：但是，小说又的确需要虚构很多东西。怎么理解虚构与真实？

郭雪波：这里边的确大有学问，这关系到多范畴的审美学、宗教、文化学、以及哲学理念等等，这就看个人造化和功力了。我在《蒙古里亚》里，注重的是故事如何发生，取舍上第一强调的是故事的真实性和坚固可靠性，再然后加以创作。无真实便无真正的艺术，如果不坚持这一原则，你的作品便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便成为僵死的、杜撰的、无病呻吟的、远离现实的没多大意义的东西。你所建造的文学楼阁，也很脆弱、很不牢固、很容易倒塌，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淘洗，转瞬便被淡忘和遗弃。

至于故事为何发生，我不大愿意纠结于这点，那是哲学家思考的东西，太追求解答原因会容易走进枯燥和理性的窠臼，小说会不好看很乏味，我的任务是，只把故事如何发生的进程，写到位、写精彩、写得淋漓尽致“灵魂附体”，就足矣了。哪怕做到这一点，也已经非常艰难，需要天才式智慧，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

“灵魂附体”

徐芳：您在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灵魂附体”的感觉？

郭雪波：若出现“灵魂附体”的感觉，或许这篇东西便成了。 “灵魂附体”的感觉，便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每一位真正的小说家，都等着听到那超个人的智慧之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小说总比它们的创作者更为聪明。”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也说过类似的话： “不触及人与上帝那层关系的戏剧艺术，是毫无乐趣的戏剧艺术”。其实他们讲的，都是指这一冥冥中的“灵魂附体”的感觉，我十分赞同。

寻找这种感觉，并不容易，只可遇而不可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沙狐》《大漠魂》时曾出现过这种“灵感附体”，近期完成的长篇《蒙古里亚》写作当中也出现过类似感觉，我创作数百万字作品，至今也仅此三例而已。

具体来说，那种感觉就是，小说人物活了，他（她）们控制了你的思路你的大脑，彻底改变你原先设计好的那些套路提纲，按他们自己的轨迹去发了，完全不听命于你，你也无法超越他的智慧去驾驭他。同时你也会变得很疯狂，变得激情无比，融入与他，与其同舞，共进共退。如果，你强要改变，便成为大逆不道，便会遭到失败，会创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劣质东西来。

“史诗”不能用来形容三俗影视剧

徐芳：现在还有真正的“史诗”和“艺术”吗？您的心中是否有敬畏的神灵？

郭雪波：什么是史诗，什么是文化艺术，我想这不是教科书式的提问和回答，没有标准答案。史诗，至少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原来是特指“英雄史诗”的，发展到如今，人们对这概念已注入了许多新理念。我个人的见解是，“史诗”现在已有这样含义：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承精神的纵向发展，以及包括代表性英雄人物或主导人物的全范围准确、精彩、厚重的文学性记述文本。

“史诗”这词，很重，很神圣。但我发现，现在这词被中国人用滥了，都已用到“一个女人的史诗”这样三俗影视作品上了。

至于文化艺术，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来自于一个民族内心世界最鲜活的生命呼唤。至于我心目中的神灵，那就是萨满文化核心“万物有灵”中的“万物”，只要你真诚地敬重了万物生灵，自然会寻觅到与他们沟通的心灵密码。此理念若延用到文化艺术领域，便就是，只要你虔诚地敬重自然万物，并与之建立精神连接，你所创作的文化艺术也随之赋予了生命的无穷灵感。

小说家和哲学家的区别

徐芳：小说家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和哲学家、科学家有何区别？

郭雪波：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们，太纠结于自我的感觉，他们忘记了，在宇宙中，人只是一种单一生命群体罢了。对人生意义的解释，只站在人的角度上去思考，肯定会变得狭义，会走向只考虑“人”的利益的极端。因而，人类创造的科学体系也会变得很有限，往往把人生意义“解释得支离破碎”，当面对“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时，只能加以盲目的否定，使得科学本身变得不科学甚至“幼稚”了。

相反，小说家的人生体验，往往来自于现实生活中万千鲜活的真实经历，他们有时会变得“肆无忌惮”，根本不考虑哲学家和科学家们辛苦筑造的概念牢笼。他们只追求把活生生的、个人体验的独特故事摆在那里让你看，不负责解答或下什么结论。

我写的小说故事，也有类似的目的。我想在往日哲学大师和科学无法解释或没有解释清楚的人生意义领域里开拓，根据自己体验和看到的现象，感悟并编制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故事。以此让人们思考更深层内涵和不同一般的人生意义，从中受到启迪。作家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更应该是一个讲不同一般故事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