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傅菲是近年来在我国散文界脱颖而出的优秀青年散文家，他以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质朴优美的地域散文，尤其是那些表述底层经验和揭示底层心灵的生活化散文，呈现出独特的个体精神和强烈的底层情怀。傅菲散文对个体生命、世人运命以及社会历史的自觉担当以及对生活和现实不肯缺席的纪录精神，让我们看到一位有良知有道德的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关键词：傅菲  散文  个体精神  底层情怀  生活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7年撰写的《艺术的窄桥》（Le Pontétroit de l’art）一文中，在考虑“我们未来将要写作的小说”问题时，曾说：“散文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实际上已经——承担起某些曾经由诗来扮演的角色。”也正如她的预言或判定，诗歌作为一种古老文学的最佳形式，在经历了“喧哗与骚动”之后渐渐退隐到文学的暗处，或是以其他哗众取宠式的“梨花”、“裸诵”等方式幻想重新扮演相应的角色，而无论如何，散文与小说已成为当下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世纪的坐标体系中，共同担负着对苦难、疼痛、不幸或幸福生活的本真表述和精神抚慰的文化重任。

江西青年作家傅菲是近年来在我国散文界脱颖而出的优秀青年散文家，也是在庞大的力图担负重任的作家阵营中，极富潜力和资质的新生代力量。他以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质朴优美的地域散文，尤其是那些表述底层经验和揭示底层心灵的生活化散文，呈现出独特的个体精神和强烈的底层情怀，以“一个人的时间简史”，赢得了读者和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一

散文历来被认为是作家“心灵的袒露”，个体性的自我确立与张扬，相较之于小说或诗歌，似乎更有利于作者表性抒情，自然也更容易为读者所亲近。然而事实是，自余秋雨“文化大散文”开风气之先，贾平凹倡导“大散文”写作理念紧随其后，以及近些年愈来愈热的李国文式的“历史散文”实践，或浸淫于历史的夹缝中吟咏千年一梦似的喟叹，或沉溺于文化的烟海中寻找湮没的辉煌，散文的历史承载和文化道德指称意味愈加浓厚，“大说”似乎成为散文写作的主流标向；老一辈散文家诸如张中行、汪增祺、孙犁等人的散文，又似乎总带着士大夫般的雅致与清高，离趣味很近，离生活的烟火本质却很遥远；而年轻一代如祝勇、张锐锋等引领的“新散文”话语实践，以新的言语方式，消解传统散文的集体共名特性，更加凸显个体精神的叙述强度、深度和高度。曾获得“新散文论坛”2005年度“新散文奖”的傅菲在获奖感言中就曾这样表露到：“现在的散文有一个问题，过于高蹈，唯美，抒情，诗歌的元素太多。这是虚空的表现。我觉得，散文的姿态应该是向下的，直接插入（像刀一样）生活。许多散文家认为，散文是一个散文家的精神史、生活史，我认为，散文是一个散文家的观察史。”摆脱诗意的虚空，抵达生活的现实，这就要求一个散文家必须以个体精神的积极深入，获得在场的第一资源，并由此而获得超越表象观察的审美观照，真正成为精神之史、生活之史的审美者、体验者和阐释者。

个体精神，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对世界（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自我发现与深入，是熔铸了审美主体自由自觉意识的个性特征和强烈的内在气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个体精神的确立至关重要，而事实上，题材的雷同，风格的相近，甚至写作技法的惊人相似，是当下许多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问题，而这也恰恰说明这些作家还尚未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还没有建立起一种独立、自由、开放而又极富个性的个体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以为鲁迅的文学意义其实并不在那些锋利无比的杂文或“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小说里，而在那些浸润着温情、苦闷、虚无甚至绝望的散文（如《朝花夕拾》、《野草》）中，前者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坚硬如铁的鲁迅，而后者让我们得见一个柔软的真实的充满人性的鲁迅，虽然杂文中呈现的“战斗精神”也可谓个体精神的一种，但我以为要理解鲁迅，更应当看到他散文中流露出的对内心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审视、自剖、追怀，以及带着虚无和苦闷不断追寻、不断抗争的矛盾心态，人们过分专注于他毫不掩饰的“不宽恕”的“恨”，却不知“恨”背后的“爱”才是其个体精神的根柢，而也正因为这样的爱恨交织的个体精神，鲁迅才成为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对此，傅菲也是有着清醒而明智的认知的，他把自己的散文比喻成“一个在场者的时光素描”，并认为“散文最大的魅力是自由，是书写‘我’的生活。我经历的生活，我当下的生活，我看到的生活，我内心隐藏的生活。散文书写的是‘个人史’”。（《散文是一个人的时间简史——记者王柳对散文家傅菲的访谈》）作为曾经习诗多年的写作者，傅菲最终意识到诗意对于生活的遮蔽或篡改，从而选择以“在场者”的身份介入生活，记录生活。而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免不了遭遇到理想与现实、务虚与务实、不及物与及物、诗意与残酷等必然矛盾，所以，在傅菲的第一本散文集《屋顶上的河流》（“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家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中，焦灼，悬浮，悲伤，疼痛，成为其无法规避的精神表征，个体精神正仿佛融汇这种种情感的河流，时而危机四伏，时而平缓宁静，流淌在生活的内部，以及民间的广袤大地上。而“生活”是理解傅菲散文的关键语词，无疑也是制造这些现代精神病症的“罪魁祸首”，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我”对“生活”的诸多理解与诠释：

生活是一面多棱镜，但照不到自己。我们有时为什么会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们不能确信镜子里的影像，是真实还是虚假。（《是什么潜伏在我们的胸腔》）

事实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埋怨中辜负生活。更多的人以沦丧为乐趣。（《后女巫时期的暗淡黄昏》）

每当我看见我的女儿和妻子，我觉得我如此活着，真是上帝的眷顾。我毫无抱怨，而且对生活充满感激之情。（《油漆桶里的落日时分》）

我不想这样沉沦与腐烂。我可以草芥一样卑微地散落大地，但不能忍受毫无意义的衰老，琐碎，盲目，听命于没有质量的生活。（《有一种生活让我悲伤》）

生活是检验个体精神质地坚硬与否的最好依据，生活的重量足以让人未老先衰、沉沦以至腐烂，每个人既是“尘世的观察者”，更是“尘世的在场者”，虽然我们不能与生活抗衡，“但我并不沉郁地生活，人要快乐要善待自己宽爱他人，布道自然。在我受了无数的非议与责难之后，我懂得人世沧桑就是生活的大美，正如丰沃的田畴”。（《尖叫的水流》）只有卑微地活着，才能享受到“世俗的快乐”，“热爱生活，宽宥生活，活着就是幸福”（《不要像我如此悬浮》），这是作者在经历了“内心的崩塌”和痛苦的挣扎之后，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我们指明的精神方向。我以为这并非是作者对庸常生活的妥协投降，而恰恰是对一种更高的“有质量的生活”的追求，是痛定思痛之后的价值重建。在经历8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之后，道德理想的滑坡，集体精神的失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此后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如新写实主义小说）将形而上的理想“乌托邦”降解为形而下的“烦恼人生”式的俗世，又坠入理性丧失、价值缺席的物质主义深渊，甚至“下半身”的牢笼之中。虽然在傅菲的文字中，依然能感受到生活的无奈、压抑、琐碎、盲目与感伤，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怀疑人的真实性，而不能怀疑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就是实在，坚硬，重复，不容质疑，“生活是一种方式，一条道路，也是内心的显影。”（《一个疾病的夏天》）我们必须“遵循心灵的方向”，选择自己的方式和道路，因为“卑微地活着，是一件美好的差使”（《亲爱的城市》）。

最能感受生活的真切与温度的，一定是我们的身体，而“身体”对于个体情感或精神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傅菲的散文中，我尤喜欢他对身体的那种敏感、执着甚至于痴迷，“身体是形而下的，思想是形而上的。”在他的诸多篇什中，“身体”因为精神的贯注，已超越了实在，而成为从“下”往“上”的美妙通道，或是“时间的容器”，盛满绚烂的光：“身体是生命的代言人，也是唯一的见证人。它作为独立飞翔的星体，会闪闪发光，在夜空（我的，你的，他的，另一种大海）绚烂。”（《你的身体是时间的容器》）与1990年代女性作家“身体写作”不同，她们“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而在这里，傅菲召唤“身体意识”复苏，是为了使如草芥般的个体生命得到肯定、尊重和承载，使个体精神凸显出区别于集体精神的支撑和独立自由。生命虽如瓷器般脆弱，却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我们的肉体必须要历尽无数的疾病、疼痛和伤痕，而它也是一座“简单的老房子”或“心灵的庙宇”，最终给我们心灵或精神以慰藉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真实的身体，鲜活的生命。总之，身体的在场，使个体精神获得扎实的根基和土壤，而无处不在的“生活”在场，使个体精神避免孤芳自赏式的自我沉醉，使向上延展的个性理念获得向下的重量和质量，推己及人地抵达底层情怀的无限领域。

二

傅菲说，散文重要的不是美，而是力量。在我看来，力量的来源应该取自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精神的完全投入，二是扎根底层的深厚情怀。在傅菲的散文中，真正打动我们的或者说最有价值的可能还不是《露水里的村庄》、《纸上的故乡》、《是什么使我不由自主地仰望星辰》、《一条没有归宿的河流》等篇章，虽然这些也或多或少地触及到村庄、山冈、小镇、饶北河等民间的场域世界，但是浓重的诗意不免消解了生活的质感与在场感，显得有些“高蹈，唯美，抒情”，隐约觉得是一种文人式的自恋抑或修辞学意义上的无意遮蔽。反倒是那些平常琐碎的家常里短，那些和我们的亲人分外相像的底层小人物，让我们倍觉亲切，并感受到一股仿佛从底层生活和原始生命深处滋长出来的原生态情感，我称之为“底层情怀”。正如评论家缪俊杰在《屋顶上的河流·序言》中所说：“我在读傅菲的散文时注意到，他在那些并不重大的题材中，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怀，一种由相互的爱而生发的对世界、对人生、对那些和自我有关或无关的人们的关切之情。傅菲生长在农村，熟悉底层的生活，因此，他那些散文通过对活生生的具体人物的描写，关注着底层，关注着沉默的弱势群体，关注着正在消失的乡村和挣扎在底层的不幸人生，关注着普通人身上表现出的纯真的人性和美好品质。读者通过他的作品，可以体会到一种由爱而生的人文关怀。”可以说，正是底层生活的历练和参与，帮助傅菲荡涤去些许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而能够以一种平视、平静、平和的目光与心态“插入生活”，关注芸芸众生。而文本所呈现的生活化的、叙事的、有人物和故事的散文样式，则吸纳了小说、戏剧甚至新闻的多重技法，把对现实生活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转化为生命体验，把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转化成自己的心灵世界，这种“新散文”自然的就与抒情写意、摹景状物的传统散文区别开来，虽写人事，却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和眼光“冷眼旁观”，虽也抒情，却是不动声色的“冷抒情”，近似于罗兰·巴尔特所言的“零度叙述”，如此使得傅菲的散文获得一种客观、准确、内敛的审美向度，以有限的个体体验、生活截面、文章篇幅等彰显出诱人的力量，“像迷宫一样让你有种探询下去的欲望”（黄海语）。

作品是一个作家气质的整体体现，而一个作家的气质不在于他是否具备超人的想象和虚构本领，而在于他是否时刻储蕴着对生活的深度理解和对民众的怜悯之心。个体精神可以是特立独行的，高自标持的，但一己之心或一己之力总归显得单薄，而如果“以一己之心为万民之心，以个体生命承担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命运，把个人的命运与世人和历史的命运系在一起，才真正堪称道德精神”（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即超越个体生命而承担起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命运，个体精神才会超越有限个体而抵达无限的道德精神。从傅菲观照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笔下的那些底层人物，比如视米如命的米蜾叔叔（《米语》），认为“生活比贞节更重要”的酒馆老板娘（《是什么潜伏在我们的胸腔》），在争吵中日渐衰老的三姑和三姑父（《液态的山冈》）等，卑微却坚守自己的尊严，通过对他们生活状态和精神处境的描绘，细致入微的勾勒出一个个困苦、无奈、对抗、挣扎、救赎的命运与灵魂；而他对乡村（比如枫林）生活和城市（比如上饶）生活的观察与审视，不是作为“怀乡者”、“旁观者”无动于衷地观看、表述，而是暗藏着一个人文主义者深刻的理性思索和现实批判：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让心灵栖息。为什么我们是一群忧伤的怀乡者，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朴素的故园。我们看着它慢慢消失（就像目睹一个亲人的慢慢死去），剩下一片繁华的废墟。我们能听到自己内心撕裂倒塌的声音。我们无枝可栖。（《塔顶上的湖泊》）

对他者的生活，我们是失语的——我们往往是真相的伪证者。而真相同样具有强烈的遮蔽性，像个魔术师，把手中的尖刀变成鸽子。（《暗室》）

他们消失了，他们的存在是那么遥远。他们注目生存者，知道死是对生的救赎，生是对死的对抗。他们好像告戒我们，伤痛与生同在，生命很渺小，却想活出意义。当我们轻轻地说出河流的名字，我们必将源远流长。（《胎记和釉色》）

不可否认，每个底层人物身上都有着时代的烙印，而他们又赋予时代以鲜明特征，他们艰难的生活和选择，就是我们整个时代的阵痛。当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必然要承受无“家”可归般的内心撕裂，也必然要在黑夜的遮蔽中寻找并追问我们耐以生存的意义和真相。而从乡村到城市，是许多人一生中都必然经历的精神历程，对于傅菲而言，身处城市却不能融入，在《亲爱的城市》、《暗室》、《无人看见的城市生活》等文本中，许多如“我”一样的底层小人物在城市的冷漠、封闭、隔膜中，满足、幸福或悬浮、沦丧，甚至死亡。相较而言，傅菲似乎更倾心于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敞开与沟通，以日渐缺失的善良、温暖为精神指归，而由此我们也看到“冷漠”的文字背后其实深蕴着热烈的情怀，对个体生命、世人运命以及社会历史的自觉担当以及不肯缺席的纪录精神，虽然个体的力量还比较有限、微弱，乃至缺乏更深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穿透力，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有良知有道德的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这自然比那些整日躲在书斋里耽溺于空想或胡编乱造的务虚者更值得尊敬。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认为，傅菲是能将个人化与大众化、诗意化与生活化处理得和谐统一的优秀散文家之一。单看他的那些文章标题，就让人禁不住浮想和赞叹，“烈焰的遗迹”，“望乡人的乌托邦”，“对岸”，“尖叫的水流”，“泥：另一种形式的生活史”等，生动，别致，而又有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和暗示味道,正如《屋顶上的河流》这一书名所标示的，既指向上饶乡村的景物特色，更指向作家对熙熙攘攘的生活或过去时光的凝视与留念。在这里，我无意于就傅菲散文的语用等修辞层面进行细致的探讨，当然这并非说傅菲的语言缺乏特色，恰恰相反，多年的诗歌磨砺早已使他的声色字句间都氤氲着强烈的诗性，精致而深婉，且不说那些以乡村短章为主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抒情散文，就是那些以叙事和情节引人入胜的叙事散文同样诗意盎然，含蓄深远的精妙之语常常不经意地就出现在生活的灰暗背景之中，犹如一抹异彩。表里如一，文质皆美，这应该是傅菲散文独特、耐读、好读的原因所在吧。

然而，也正如傅菲所说，“散文的优与劣，不是手法决定的，也不是文字功底决定的，而是散文家境界决定的。”我很同意，更进一步说，这个“境界”无疑是一种“道德精神”的境界，一个没有高度道德精神的散文家，其散文中必然难以找见生命、道德、理想、风骨以及灵魂。而无论个体精神，还是底层情怀，归根结底都是人文精神或人文情怀，是我们应当呼唤和建立的健康美好的生活和人性。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的曾经由诗来扮演的角色在傅菲的散文中已获得了初步印证，孔子所倡的“兴观群怨”之说似乎也在傅菲的散文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践行，而作为“70后”的作家，傅菲的散文之途才正式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并继续期待：一个有清醒的文体意识和文学理念的散文家，一定能在个体精神和底层情怀的牵引下探寻到“新散文”以及独属自我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