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最辉煌的历史是乐毅和燕昭王联手创下的。
乐毅在将当时的霸主齐国搞得气息奄奄的同时,还源源不断的将齐国有价值的动产送到燕昭王面前。
燕昭王在笑纳那些金银珠宝和大片土地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乐毅。燕昭王不仅亲自赶来慰问前线将士,还很大方的将昌国封给了乐毅。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乐毅又叫“昌国君”。
这是乐家继乐羊之后的第二个被封侯者。
历史上很少有两代君臣相处得都是那么融洽的。
这大约就是那句俗话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燕惠王上台后,将军骑劫代替了乐毅。在这场成就了田单复国的人事变动中,乐毅不仅读出了对自己的不信任,他还读出了危险的信号。所以,乐毅没有按燕惠王的要求回到燕国述职,而是一溜烟的跑回了赵国老家。
随着乐毅的离去,几乎是一夜之间,燕国不仅失去了先前所得的物质上的一切,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上燕惠王失分更多。
那个时候,用恼羞成怒来形容燕惠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想想也是,在自己老爸燕昭王手上不仅打破了齐国霸主神话,甚至离以燕代齐的局面也只有一步之遥。结果,自己刚上台就来了一个咸鱼大翻身,燕国,差不多成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一个笑料。
更有甚者,那个乐毅居然置自己的诏令而不顾,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将自己当鱿鱼一样的给炒了。这比当众抽了自己一个大巴掌还难以忍受,乐毅的举动无异于告诉全世界,燕国是一个容不得人才的地方。
不仅如此,燕惠王最担心的是赵国要是就此以乐毅为将率军来进攻燕国的话,以乐毅对燕国的了解和在燕军中的巨大影响,国破家亡的局面极有可能会再次上演。
那么,如何消除那些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呢?燕惠王觉得自己应该总得做点什么。
于是,燕惠王专门派出使者给乐毅送了一封信。
《史记
乐毅列传》中择重引用了这封信的要点。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充分肯定了乐毅在燕国的丰功伟绩;二是解释之所以以骑劫代替乐毅是自己从政经验不足,“左右误寡人”;三是进一步说明自己之所以同意了那个方案,目的只是考虑乐毅长期在外很辛苦,需要回来休息休息,同是还有大事要商量商量;四是间接指责乐毅“捐燕归赵”是为个人考虑的自私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是对不起燕昭王的知遇之恩的。
这封信燕惠王一定的是下过功夫的。燕惠王当然知道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封私人信件,他解释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乐毅一个人。他是想借此宣告天下:燕国没有什么对不起乐毅的地方,虽然在更换将领这件事上有失误,但主要责任在“左右”,自己最多要负的也只是领导责任。乐毅后来的行为,显然是辜负了燕国的期望。
这时的乐毅在赵国已经又被封为“望诸君”,赵王将战略要地观津封给了乐毅,目的正是借乐毅的威望来震慑齐、燕。
乐毅接到这封信后,同样陷入了沉思。
乐毅不能置之不理。如果不作回应的话,似乎自己确实底气不足,反过来正好证明燕惠王说得有道理。
但乐毅又不可严词以对。乐毅的声望是乐毅与燕昭王共同创造的,毕竟自己是从燕国崛起的。无论是从个人感情还是社会公德,乐毅都不能公开将自己放到燕国的对立面,否则人们会以异样的眼光来重新打量乐毅。更何况,当初乐毅离开燕国时是只身一人,乐毅的家属还在燕国,要是与燕国反目,乐毅的家人生命安全会不会有保障都是很难说的事。
所以,乐毅给燕惠王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那封信婉言规劝的成分居多,完全是以一个部属和长者的口吻给了燕惠王一些可以入耳的忠告。这封信在《史记
乐毅列传》里作了全文记载,后人给这封信取了个名字,叫《报燕惠王书》。
这封信中在解释自己为何而去时,乐毅说了这样一句话:“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意思是善于开创的人不一定善于完成,有良好开端的人不一定有好的结局。
这岂止是一句解释的话,这其实就是一句充满哲理的格言。
很多时候,人们都有着“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如果进行得很顺坦的话,在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时,追求完美的结局是人性的必然。但问题是,当自己的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追求不被那些可以左右自己的人们所理解时,矛盾就出现了。尤其是你觉得你所追求的东西正是为那些人们着想时,你是像伍子胥那样不惜断送自己的一切予以坚持到底,还是像乐毅那样以看似回避实则宁可中断自己的某种追求来取得个人新的发展空间呢?或许从坚持真理的角度来看,伍子胥是对的,但要是从圆满的角度看,乐毅应该更明智些。
其实,在当代主流意识中,“善始善终”不仅依然是一种人生境界,还上升到一种社会追求。大到一个社会,中到一段人生,小到一件事情,很少人不把“善始善终”作为一个标杆了。人们在自觉和不自觉间业已将其放大并固定成了一个生活的格式。比如说,在那些传统剧目中,在很多流行的影视中,在很多观众的心目中,太多的人在审视那些经过艺术化的人物和情节时,很可能拂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便就是应该有一个“大团圆”。而实际上,无论是编剧、导演还是观众,这种情结或许正是来自这个叫“善始善终”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错误。
但事情真的需要这样么?乐毅说:不必!
显然,从思维的角度来说,乐毅这时的思维是逆向的。
乐毅思维的逆向与他离燕去赵行动的逆向是完全一致的。乐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善作者”或者是“善始者”,他开创了征服齐国的局面,也通过这个开创使自己有了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但乐毅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乐毅回到燕国,燕惠王未必真的就会加害乐毅,但双方也已经不可能构建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了,长此以往,等待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呢?杀人或被杀还是冷遇或被冷遇?这两者,都不是乐毅所愿。所以乐毅采取了不告而别的方式回避了一切。
乐毅对回到燕国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的推向是有充分依据的。他提到了伍子胥。
其实乐毅想到的有岂止是一个伍子胥呢?历史上有善始而无善终的人是太多太多了。
乐毅以离开的方式阻止了与燕惠王有可能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对乐毅对燕国都是不利的。
从以后的情况看,双方都理性的接受了现实。燕惠王继续善待乐毅的家人,将他的儿子乐间依然封为昌国君;乐毅则来往于两国之间,充当着赵、燕的调停人。
他们之间保持了那种“交绝不出恶声”的君子姿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势如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
三十多年后,乐毅的儿子乐间因为反对燕国乘长平之战赵国打败的危机而发起的对赵战争,差不多以乐毅当年同样的方式离开了燕国。
或许,乐间在离燕去赵时,耳边回响的还是乐毅的那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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