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的时候我考学离开农村，到省城西安读书。因为父母是双职工，条件相对是好的，学校每月给9元的生活费，再添4元就保证了一月的伙食。在班里我算是富裕的了，时不时还到饭馆里改善一下生活。
    为了能省点钱，每个假期的往返是要吃苦头的。从西安到铜川坐火车，再坐汽车回延安，那时的车票很难买，夏天还好说，在候车室里过夜没什么，冬天就惨了，那个冷就别提了，万一买不到票那就饥寒交迫了。一次，快到寒假的时候，班里一位同学接到电报，要他回去为父亲奔丧，大家凑钱送他上了火车。我只留了两块六，一张西安到铜川的火车票钱，心想铜川有亲戚好想办法，到了铜川恰好是星期天，亲戚不在家也不在单位。等到天黑没等到，又冷又饿，只好再到候车室过夜了。夜里铜川的街道长的可怕，怎么也走不完，暗暗的路灯下，一个贫困潦倒的学生托着疲惫的步子，独自一人占据了整条马路。
    一辆邮车飞驰而过，惊的我抬起头来。这一抬头改变了我难堪的局面，邮车突然停了下来，我听到车里传出叫我名字的声音，眼眶一下子热了起来。原来是我在线务站工作的好朋友，他跟邮车查线。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赶快让我吃碗饭，一天没吃东西前后心都粘在一块了”。他带我进了一家饭馆，两老碗面条狼吞虎咽地倒了进去，舒服的不成个样子。晚上安排在十几人的大通铺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朋友把我送上回延安的邮车上，他向西安的方向去了，别时塞给我一袋糕点。我坐过懑罐火车，坐懑罐汽车还是第一次，躺在邮包上，摇摇晃晃驶向家的方向。那个时候路不好走，邮车要一路装卸邮件，我也做了一路的装卸工。
    到延安时已是半夜，那袋糕点早就没了，离家三里地歇了六七次，饿的实在走不动。到家的时候，院子里静悄悄的黑的可怕，我敲门声音也大不起来。好一会儿，窑里的灯亮了，母亲开门迎我。我的第一句话还是要饭吃，母亲赶紧生炉子，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快做什么。那个时候，家里是不可能有剩饭的，也不可能有其他能吃的东西。母亲给我拌了一锅拌汤，让我头也不抬地一轱辘喝了下去，抬头看母亲的时候，母亲赶紧擦掉流出的泪水，我傻傻一笑说：“没事”。
    我一人在外，父母不放心，总想让我多带点钱，所以每次把路费给了我，又到处找熟人的顺车把我捎去西安。一次问到一辆客车，车到九燕山的时候，上来几个查票的工作人员要我补票。当时也真笨，如果说到甘泉只补一块钱的票就行了，心想补到西安是我近一个月的生活费，舍不得！只好下车往回走。三四十里路赶中午又进了家门。父母吃了一惊，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明情况后，母亲急的说:“傻孩子，让补就补了吧，害的走了那么远的路，你写个信回来我再给你寄钱就是了”。第二天，又搭乘一辆去西安的货车，司机是亲戚，中午的饭也是他请的，把全程路费省了下来，可赚大发了。
    在校时的几次外出实习，途中也是很辛苦的，挤上火车没有座，一两天的时间实在难熬。好在穿着地质队员的工作服，一下子钻到客座下面，也不管脏不脏呼呼大睡，这一招教会了不少人，车厢反儿不挤了。
    因为这些苦远不比在农村时受的苦，所以当时没感觉到什么。  
                                    2007、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