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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5月12日，广东美术馆举办了“时间内外：喻红作品展”。喻红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切入点，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所擅长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记录、反映生活带给她的东西，贯穿始末的线索，便是“时间”。

　　见到喻红是在她的画室，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最深处。比起外面游客如织的热闹场景，喻红的工作室显得安静极了。工作室一角的窗台上，摆着喻红和刘小东的画像，那是女儿刘娃从学画起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一年画一张，到现在已摆满了整条窗台。

　　作为最重要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之一，以及明星艺术家刘小东的妻子，喻红显得丝毫不为这些声名所累。哪怕前几年艺术市场非常火热时，喻红也没有一哄而上，而是非常谨慎地对待每一件作品。喻红说：“让我办个个展太难了，我画得本就慢，画的时间也不多，而且我也不会主动去张罗展览，画画是件有意思的事儿，变成工作就太无聊了。”喻红更多时候是在一丝不苟地扮演着自己生活中的角色。在美院，她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在家里，她是妻子、母亲。而剩下的不多的时间，她留给自己，把个人在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当作切入点，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她擅长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记录、反映生活带给她的东西。

　　日前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时间内外”展览，占据了美术馆2楼和3楼的5个展厅。这是喻红生平规模最大的一次个展，也是广东美术馆2009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要展览，展出了喻红自1999年以来创作的大部分作品。

　　其中最主要的作品，是喻红按照中国古典绘画《捣练图》的构图创作的12米长的油画《春恋图》，以及她根据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宗教藏画构图创作的《天梯》。这也是这两件大型油画组画的首次亮相。除此之外，还有喻红自1999年开始创作的重要系列《目击成长》，以及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丝绸画和树脂材料系列。

　　同时，展厅里还循环播放着导演王小帅特意为喻红这次个展拍摄的纪录片《冬春之后·喻红篇》和《我的名字叫红》。王小帅是喻红和刘小东夫妇的多年好友，1993年，他曾以这对画家夫妇为原型，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入选BBC评出的世界电影史百部影片，是其中唯一一部中国电影。喻红是北京人，出生于1966年。

她中学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那里认识了同在附中的刘小东，两人一同升入中央美院。喻红是当时美院出了名的“才女”，大一时画的“大卫”素描就入选了美院的教材。

    1988年毕业后，喻红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她一开始画了很多同学、朋友，画那个年龄和时代的他们面对青春的焦虑。从1988年到1993年，这样的作品画了大约有四五年时间。然后喻红与刘小东结婚，1994年，他们的女儿刘娃出生。从1994年到1999年，喻红几乎停止了创作，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女儿和家庭上。同时，她也在不断地思考如何继续创作，《目击成长》便是她最终找到的创作方向。

    近年来，喻红又开始在丝绸上作画。丝绸华丽、脆弱的特性与她对女性、生命的理解非常契合，而将丝绸画凝固在树脂中的综合材料作品，更是喻红近来的创新。展览中的作品是喻红经过几年的实践而得到的最佳效果，透明的树脂中凝固着一张张女人的画像。观众仿佛透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捕捉到了一块瞬息即逝的记忆碎片。

    “生活”，是喻红此次个展最大的主角，而“时间”，则是贯穿始末的线索。喻红的作品从来都没有宏大叙事，身在其中，观众仿佛能亲手触摸到艺术家一段段鲜活的生活。而喻红说，自己创作的主题一直都是关于人生的短暂、脆弱和不确定性。“我所有的系列、题材都是关于这个的，从来没有变过。”

    B＝《外滩画报》

　　    Y＝喻红

　　 与古典对话

　　    在展出的作品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两件体量最大的作品：《春恋图》和《天梯》。

　　 其中前者是根据宋徽宗赵佶摹唐代张萱的《捣练图》的结构而作的。《捣练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张萱的原作已失传，而宋徽宗的仿作则被波士顿美术馆—全美第一的东方艺术品收藏地—收藏。喻红曾受波士顿美术馆的邀请合作展览，而这也成为《春恋图》和《天梯》的创作契机。

    B：怎么会想到去根据《捣练图》创作作品？

    Y：这其中有个契机。《捣练图》是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他们大概从5年前，就开始讨论一个展览计划，请一些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去画一些以其馆藏的中国传统绘画为原型的作品。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些艺术家去看，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就看到了这幅画，特别喜欢。我们上学的时候上美术史，都会读到这幅作品，但那时只是看幻灯片。而且80年代的我还是小孩，那时只是觉得古代的东西好，但与自己的距离却很遥远。当真的看到原作时，我觉得，能真的跟几百年前的古人有这样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是一个挺动人的事情。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幅画，开始是在丝绸上画跟它有关系的作品，后来又在画布上画。以这样的方式去与古代的作品对话，也是我很有兴趣去做的一件事。所以这件作品最初是为了波士顿的那个展览而作。波士顿美术馆在盖新馆，他们希望把这个展览作为新馆的开幕展，于是大家就一直在等新馆的落成。那个展览从5年前就开始谈，一直在拖，到现在，终于定下来展览时间是明年，也就是2010年。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展览原本应该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展览之后，现在却早于它展出。

    B：后来就又有了《天梯》。

    Y：《天梯》是根据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一幅宗教藏画而来的，原作是木版画，只有40公分左右。原作的画面上，修士们顺着天梯向上爬，最上面是上帝在接引。中途有一些魔鬼拉扯着修士，让他们掉入大地裂开的血盆大口，掉进地狱。而天使则在周围观看着这一幕幕。应该不是某个特定的宗教故事，而是表现了宗教修行的一种状态，人们向往天堂，但路途中却有可能被魔鬼拉下去。

    我没有看过那个修道院的原作，就是在画册里看到过，一看就觉得很喜欢。找这张画花了很多时间。两三年前，我偶然在望京的一家艺术书店里看到这幅画，但当时漏买了这本画册，后来想要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才在美国订到了有这张画的画册。

    这幅画跟我们现在一些对人生的比喻很贴切。我在画的时候，就把上帝、魔鬼、天使这些宗教的元素去掉了，只剩下往上走的人和掉下来的人。原画中，向上走的人很虔诚、很向往天堂，而向下走的人则很痛苦，而我画的正好相反，向上走的人左顾右盼，是一种盲目的状态，向下掉的人处在一种失重状态，反而很开心、很享受。其实这跟现在社会里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一样的。人生的道路其实非常窄，从小时候开始，上学、考试、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步一步走过来，其实没有太多选择，而是在被社会、家庭等来自各方面对你的期待推着走。而真的掉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也不一定是个多坏的选择。

    B：类似这样形式的作品会继续做下去吗？会像《目击成长》一样成为系列吗？

　　    Y：也没想过成为系列，但肯定还会做，因为我有兴趣。经典作品太多了，中国的、西方的、东南亚的，还有日本的浮世绘等等都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看那些作品，总喜欢把它放到它所在的时代，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除了那个时代的具体的烙印以外，更多是关于人性的东西，而这一部分跟我们现在是相通的。人性中核心的部分没有变，变的是吃的穿的、生活方式等这些外在的部分。我觉得与多样的、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文化对话是很有意思的。

 　　与成长对话

    《目击成长》系列是喻红创作持续时间最长的作品，也像一部记录喻红生活的绘画日志。而喻红也确实以一种对待私人日志的态度对待这件作品，只参展，不出售。《目击成长》以“年”为单位，从喻红出生开始，每年选取一张她的照片和报纸上的新闻图片，记录了喻红自己的成长和社会的变化；喻红的女儿出生后，她又加入了女儿的部分。“通过一种个人的线索再现一个社会的变化”，喻红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B：《目击成长》这个系列记录了你自己、你的小孩还有你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成长、变化。最初是怎样想到要以这样的形式创作的？

    Y：我不是个观念型的艺术家，我更注重体验，注重切身的感受。有了孩子以后，我的生活节奏和重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4年多的时间里我都在适应，都在想怎么重新去画，画的内容又要与我对生命的体验有关。之所以从2009年起开始画《目击成长》，因为我确实关注成长，每天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化，孩子长得很像我。但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人，是两代人，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成长，不知道两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于是我从我的童年开始画起，然后画到女儿出生的那一年又开始画她。比起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变化，这个系列更多谈的是社会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B：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刻和年份？

    Y：我觉得每年都挺印象深刻的。我是60年代出生的，从六几年到现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每年都在发生太重要的事情，而且都跟个体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国家的部分是选择在中国媒体上发表过的照片；而个人的部分，我小的时候没什么照片，一年就一两张，所以没什么好选的；90年代以后照片多起来了，我就选择比较标志性的事件，结婚了、生孩子了等等，但在选择的趣味上，会更偏向日常性。比如结婚，就不会选大家干杯或者集体合影这种比较戏剧性的场面。我会选择那些很普通很随意，但却能表现一年的生活状态的照片。

    B：展出的树脂作品称得上是你的独创，怎么会想到要用树脂做作品？

    Y：我从2005年开始，尝试在丝绸上绘画。因为我一直对中国的古典绘画很有兴趣，但我不是学水墨画出身的，我就想用我比较擅长的表现方式，与传统的东西结合。所以就选择在丝绸上绘画。我画了很多练体操的女孩，画她们弯腰压腿，做一些看上去很扭曲的动作，我想通过这些，来表现人为了适应社会，会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当时选了各种材质的布料，麻、棉布、各种各样的丝绸，后来就发现软缎，也是丝绸的一种，比较适合我用水调的这种颜料。而且在丝绸上作画，对速度、颜料与水的比例、作画的时机都有要求。

　　    可是丝绸虽然很华丽轻盈，但也是一种相对比较脆弱的材料，挂起来以后会随着风或者观众的走动而动，我就想再去赋予这种材质以稳定性，能够“凝固”丝绸。后来就自然而然地想到树脂，因为它是透明的。但因为国内用这种材料的人很少，所以可以请教的人也不是很多，国产树脂通常比较黄，透明度也不好。而且树脂容易变形，最初是像清漆一样的液状物，加入催化剂后才会凝固，而凝固过程中会急剧发热，发热之后就容易变形，所以大型的东西也比较难做。过程比较复杂，花了几年的时间摸索，最开始的作品都不是很成功，大都发黄变形了，现在就要拆了重做。

　　 生活中的“女超人”

　　    刘小东和王小帅都作为“配角”参加了展览开幕式。

　　 刘小东发言时这样评价妻子：“喻红即使不做艺术，做别的也会做得非常好。她性格很好，特别稳，特别自信。什么她都干，画也画得好，她的精力是超人的。”王小帅也说：“喻红是超人，超级女人。”

    王小帅用了半年为喻红制作影像记录。整个片子分为《我的名字叫红》及《冬春之后·喻红篇》两部分。《我的名字叫红》时长20分钟，以喻红现在的生活为主要内容，而时间超过1小时的《冬春之后·喻红篇》则是王小帅的导演处女作《冬春的日子》的续篇。这两部片子合在一起，全面地展示了一个生活中的喻红，一个样样都好的“女超人”。

    B：这个展览是你个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为什么选择此时做展览？

    Y：我不是个特别积极进取的人，也不会自己主动去联系做展览，这次展览能做是机缘巧合。2003年的时候，我的《目击成长》在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展出，广州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当时去看了，后来就说一块做展览，我说好。而我跟长征空间一直有合作，之前也在他们那里做过群展，跟他们聊起这件事，长征空间也挺愿意参与的。后来2008年夏天，我们就一起到广州把这件事定了下来。让我要做个展太难了，首先我画得太慢，本身就慢，又没很多时间去画，但也更不愿仓促敷衍地应付作品。我不喜欢快速，我是一个希望慢一点的人，最好谁也别催我，让我自己慢慢地画。一旦急着赶着，我就觉得没意思，因为本来画画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把它变成工作就无聊了。同时我也很慎重，前几年做展览非常容易，有太多机会做展览，但我不想成为一个被画廊追着赶着的艺术家，我觉得那太辛苦了，人生不是这么过的。

    B：这次展览的名字叫“时间内外”，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Y：这是策展人郭晓彦起的，我觉得挺好。这次展览的内容比较杂，挺难用一个题目串起来。我猜想，她的用意在于“时间”是前后的线索，而“内外”指代的则是空间，所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说明时间能够引发出很多东西。《目击成长》体现了时间的推移和变化，而《春恋图》和《天梯》则是我与古代作品的一种对话，包括小帅的纪录片，也同样是现在和当年《冬春的日子》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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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8年，2岁的喻红和妈妈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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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4年，8岁在北京少年宫开始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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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85年，19岁的喻红在北京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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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3年，27岁的喻红和刘小东在纽约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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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5年，39岁的喻红与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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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在《春恋图》中，我运用了与《捣练图》相同的画面结构。《捣练图》画的是古代宫廷妇女做丝绸的过程，而我现在画的是现代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且，在画面上是没有与传统相似的那种叙事关系的。我希望再现的是一些生活的碎片，而且是当代生活的碎片。我的作品画面上是现实生活中或坚毅或脆弱或新锐的中国的当代普通人及其生活的此时此刻，人物与人物没有特定的线索关系。就像现在的社会一样，生活中充满了大量的信息轰炸，一切都是琐碎的碎片。虽然画的是现代生活，但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创造它，在保持经典画面结构的同时用现代的人物形象、现代的语言方式重新绘画，通过这种方式与古代的经典产生一种对话。 

  《北京》：您的《目击成长》系列是在你30岁之后才开始画的，《目击成长》想体现什么？为什么那时才开始画？ 

    喻：就是想体现成长。个人的成长，会有很多问题——这种成长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就挺有意思。成长不是个人的事情，跟社会是有关系的，个人其实能怎么样？开始画《目击成长》，是因为看到我的孩子一天天成长，从她想到了我自己，我觉得人开始回头想，是需要一定的年龄和时间作为积淀的。 

    《北京》：您借用前人图式的手法，是想追赶潮流，还是回归？这是您未来的艺术方向吗？ 

    喻：《捣练图》在艺术史上非常著名，我一直很喜欢。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画了那么多年，当那些概念、观念或时髦潮流过去的时候你会问自己：我到底喜欢什么？人的生命就有限的几十年，积累的东西跟几百年、一代代人积累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够和传统积淀下来的东西有个对话我就觉得挺高兴的。 

    《北京》：展览中我们看到一些树脂做成的画非常奇特，是怎么做的？这种材质与画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喻：先在丝绸上画，然后用树脂把它凝固下来。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将很美丽也很脆弱的形象永远封存在里面。其实这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人们总想把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保存下来，永远不变，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封存一个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封存的。 

    《北京》：金融危机对您有影响吗？您如何看待现在艺术市场上的当代艺术品价格？ 

    喻：总体来说，艺术品的价格都会受到影响，我目前的影响不大，长远来说肯定会有影响的。现在的艺术市场完全超出了我作为一个画家能理解的东西。其实，画家很简单，想画什么就画，画完了跟画廊合作，然后画廊去经营、销售，可能有的藏家收了几年然后转手去卖，再慢慢转到拍卖行，这是艺术家对艺术流通的基本理解。现在的艺术收藏从收藏那一天起就不是因为喜欢，是一种金融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这完全跟美术是两个行业。这种投资家的行为经常会超出我的想象。 

    《北京》：很多艺术家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会画大量的作品，但您却画得很慢？ 

     喻：我画画特别慢，不会像其他人今年办一个明年办两个展览。我不是那种容易被外部环境影响的人，不喜欢把事情排得很满，因为“太火了就太累了”。我还是挺享受金融危机带来的闲适，可以沉下心来搞创作。 

    女人喻红

    2008年，王小帅用半年时间为喻红制作影像记录。整个记录分为《我的名字叫红》以及《冬春之后——喻红篇》两部分。《我的名字叫红》时长20分钟。而时长超过1小时的《冬春之后——喻红篇》与16年前王小帅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都是以喻红为主角。“我这次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跟着喻红，对她画画的过程，生活的琐事，做了一些影像记录。” 

    《北京》：有人说《冬春的日子》除了结局是假的，其他情节都是真实的，是这样吗？与那时相比，您有哪些变化？ 

    喻：我觉得应该说状态是真实的。上世纪90年代初，商业文化没有开展起来。人们在物质上没有什么标杆，买什么样的房子、车子，空想的成分比较多。对我自己来说，在那个时期，我和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是一样的，很焦虑，不知道将来怎么发展，去画什么。现在一步一步我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如何去实现，现在相对要理性一些，有条理。这大概是变化最大的方面。但我画画的基本主题一直没有变，都是关于人生的短暂和不确定的脆弱性，我所有的系列、题材都是关于这个的，从来没有变过。

    这次小帅用半年时间专门为我制作的影像记录分为《我的名字叫红》以及《冬春之后——喻红篇》两部分。《我的名字叫红》时长20分钟。《冬春之后——喻红篇》主要是对我画画的过程，生活的琐事，做了一些影像记录。还穿插了一些《冬春的日子》里的镜头，并回到了刘小东的老家，因为当时那部片子大部分是在那里拍摄的。现在那里全变样了。 

    《北京》：能请您谈谈16年前与刘小东“触电”的经历？ 

    喻：我们与小帅是附中同学，从14岁就认识了。后来他考入北影学导演。毕业后他一直想拍东西，当时有机会找到一点点赞助，也请不起大明星，就选了我们俩。开始我们觉得拍电影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后来发现没有想得那么简单(真拍起来太痛苦了)。我们俩都是业余的，不懂什么是表演，但好在基本上那些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没有太多与身份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是本色出演。小帅也告诉我要怎么演，但我实在是不太懂，直到现在也不太懂。相比，刘小东要比我有表演欲(笑)。

    《北京》：看到很多报道都会提到您的“母亲”身份，刘娃似乎对您的影响很大？

    喻：的确，我的孩子的出生对我有很明显、很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现在的《目击成长》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