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暴行促使我们加入塔利班。大学里许多我的朋友并不是因为它是塔利班而加入它，而是因为它反对政府、抵抗侵略。”

编译/陈绍东

美国佬只能控制公路两边五米的范围

在一栋土房子里，霍门达·赫默特正盘腿坐在窗前，靠着墙休息。他肩上披着一件旧军用夹克，口袋里收音机的天线则露在外面。他身边坐着的是副手，身上裹着一条大毯子，睡眼惺忪，沉默不语。屋子里都是他的下属。
“撒拉尔地区就是新的费卢杰（它是伊拉克最乱的一个城市），”赫默特郑重地说，“美国人和阿富汗政府军控制了高速公路和路两侧5米的区域，其他地方就是我们的领土。”
一天前，我和十几个阿富汗人一起目睹了赫默特一伙人的行动，一个人眯起眼睛仔细观察，以命令的口吻说出“janghi（战争）”，然后天空就回响起爆炸声。
被袭击的两辆敞蓬小货车装载着火箭发射器，车上受雇用的阿富汗民兵负责这次运输的安全，他们很快就从战场撤走，留下飞扬的尘土。路上还有3辆美国装甲卡车，立刻以重机枪还击。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太阳沉入地平线，枪声才渐渐停歇。一架深灰色的F-16从低空飞过，并向地面射击，在地平线上留下了两列烟尘。美国人向路边的一个村庄进发，而阿富汗人则跳进他们的巴士和出租车，在被弹壳包裹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前往赫默特营地的是一条土路，路两旁有高高的土墙和一些果园。一个年轻的塔利班侦察员领我们进入营地，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则隐在了衣服下面。远处，可以看到阿富汗政府军的防御工事和警察的据点。
“昨天我们只有18个人参加战斗，”赫默特说道，天花板很低，他用坚定的眼神注视着屋子中间的某个地方，“你也看到了有多少见钱眼开的人和美国佬一起攻击我们。真主保佑，战局正在发生变化。3年前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手下只有6个战士，一个火箭筒和两挺像那样的机枪。”他指了指丢在门边BKC机枪，“现在我有了500多名战士，30挺机枪和几百个火箭筒。”
赫默特的小胡子又浓又长，下巴上的胡子整理得很漂亮，他已经加入塔利班很久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参加战斗，在喀布尔北部绍马平原与北方联军对抗。首都沦陷后，他藏了起来。3年前，撒拉尔地区的头儿死了，他就成为了指挥官。
和其他我遇到的塔利班指挥官一样，赫默特也向我解释了塔利班复杂的军事和社会领导网络。塔利班在每个省都设有地方长官、军事领导和顾问委员会，他们之下则是像赫默特一样的区域指挥官——这些人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分割为更小的单位。许多人都说，政府的司法系统效率低下且充满腐败，而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司法系统会好很多。所有的立法委员会都声称以毛拉·奥马尔（塔利班创始人）的意愿为指导，实际上每个省或地区都有自己的自主权。

塔利班的新一代

加兹尼省城位于喀布尔以南145公里，它与当代世界的连接只有一些电线杆、警察用的小货车和一辆遭到破坏的苏联坦克——它就停在一处13世纪城市遗址的边上。
在一家旅馆旁的集市上，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塔利班战士，他才20出头，已经有了3年的作战经验。他也曾为美国所倾倒，数年后加入了塔利班——这是塔利班复苏的标志。他是塔利班的新一代。
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卡利·阿玛努拉在床上伸长了腿，用肘撑着身体休息。窗外飘进了烤肉的香气和音乐声。阿玛努拉称他家有一个小农场，塔利班执政的时候他进入了一家当地的宗教学校，学习了12年的古兰经和宗教，他已经可以背诵古兰经，并获得了quri（“诵读者”）称号。后来放弃了学业，加入了战斗。
“我是为了抵制异教徒的占领而参战的，”他说,“战士中也有旧的塔利班，但我的大多数同伴都是新加入的。我们是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加入的，但领导阶层没有变。”
阿玛努拉也讲到，他的村庄为了抵抗美国人和阿富汗政府背负了很多负担。每个家庭都会派出一个男孩参与战斗，其他男子则在农田里努力工作。“拿学校来说，一个男孩学习宗教，其他人则努力工作；这场战争也是一样的：一个男孩去战斗，家人做工支持。”
政府和美国声称塔利班是为了钱而袭击，他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些都是谎言。几周前我们截获了许多政府车辆，如果是为了钱那我们为什么要烧掉它们？”
午饭就摊在一个长塑料单上。服务生扔过来几片烤面包，上了几盘卡布里（一种糙米配羊肉,再加葡萄干和红萝卜丝的菜）、米饭、羊肉和几盘炖菜。“在塔利班的地盘，我们主要处理的两个问题是强盗和土地争端，”阿玛努拉的一位朋友说，“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能赢得民心。我们经历过讨伐运动，后来获得了政权，现在再次开始讨伐。我们从过去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领导层中很多人既参与了讨伐也曾经执政。领导层并没有变，战士则是新人，他们都不想和从前的当政者一样，也不想犯错。”

城里的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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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9年2月(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