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海之

一座偌大的直辖市，一夜之间，满大街的出租车竟全部失去了踪影。事隔仅两天，罢运的出租车大多恢复营运，一起罕见的大规模罢工事件，迅速得到了化解。
11月3日，重庆全城出租车罢运。新华社迅速进行了详细报道。重庆地方当局当天上午就召开紧急会议，出台对策，勒令出租车公司立即下调违规上涨的管理费，并向市民公开道歉，平息了矛盾。
信息公开，谣言不起，重庆市地方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应急处置可谓迅速得体，甚至还把这一突发事件转化为了一次成功的政府公关行为，外界反映较为平静。
但在笔者看来，面对此类事件的处置，及时稳妥的政府公关手段是必要的，但是要想真正化解和消弭社会矛盾和危机，绝对不能仅仅依靠这种见招拆招亡羊补牢式的政府公关——施政者更需要做的是详加研判，去寻找背后隐藏的制度化问题。
此次罢运事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看似偶然，实属必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暴露的是大陆出租车管理的一个共性问题——公司化剥削。通过行政审批，出租车经营权成为某些公司的特权，这些公司也因之成为一本万利的食利寻租阶层。
应该说，这一行业的利益失衡和利益矛盾，早已超越了社会生活的局部范畴，媒体报道对此种内幕也屡有披露。但是，规费重、加气难等问题，却直到出租车司机采取了罢工这种极端方式后才得以解决。这岂非应了那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老话？
据报道，仅免除出租车公司违规上涨的规费一项，许多的士司机至少每人每年可增收近两万元。罢工的效益和效率，都颇为可观。对执政者而言，这又会引发一个新的连锁问题:由此会不会迅速形成示范效应？
历史经验表明，人均收入达到1000至3000美元，一个国家就会进入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国正快步进入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频发无时不在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和底气。若处置不当，矛盾就有可能恶化为社会危机。
是曲突徙薪、消弭祸患于无形，还是消极地去防范，答案不言而喻——城市计程车管理行业之外，还有哪些问题应该梳理了？
(摘自《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