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英国摄影师拍摄的一对急欲逃离被围困的萨拉热窝的母子的照片令全世界为之揪心。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直到14年后，《泰晤士报》杂志的一篇文章提起这件事，那个女主角的朋友才和摄影师联系上……]

一张照片和一个女人的14年

文/麦格罗里 
图/汤姆·斯托达特   编译/曹  赵

1992年，一张感动了世界的照片

    1992年的萨拉热窝，戈达娜·布拉泽一手抓着装满行李的手提箱，另一只手紧紧地抱着在怀中扭动不安的2岁大的儿子，她没有理会那些戴着墨镜大摇大摆的士兵，她只想逃离这座围城。
    在附近的一个街角，摄影师斯托达特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仿佛所有人都想挤进这几辆可以离开这座城市的大巴中。
    斯托达特历经多次冲突，一路拍摄，他发自波斯尼亚的图片被皇家战争博物馆收藏。但那一天，他被这个举止优雅、衣着华贵、有着敏锐的蓝眼睛的女人吸引住了。当她躲闪着穿过人群，走到队伍的前头时，总显得十分冷静。
    斯托达特给她拍的那张照片曾经在全世界的展览、书籍和杂志上出现，但十多年来，他一直想知道他们母子后来怎么样了。他向红十字会和失踪人员组织核对过，但有半数的南斯拉夫人都搬了家，想要追踪一个流离中不知道姓名的女人的机会很渺茫。
    给布拉泽的遭遇多一点关注的理由是，虽然她并没有身陷达佛的一个救济所或班达亚齐的一个帐篷里，但她仍然是一个无法替代的灵魂。

这个女人说她讨厌那张照片，因为流向右颊的那滴眼泪

    在拍下那张照片14年之后，斯托达特终于找到了现在定居于西澳大利亚柏斯郊区的戈达娜。2006年，他把那张著名的照片刊登在《泰晤士报》杂志前面的特别报道《联络》中，出乎意料地，她的一些朋友和他联系上了。打从斯托达特和她重逢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停地告诉他，她有多讨厌那张照片。问她为什么的时候，她指着流向右颊的那滴眼泪。
    “我答应过自己，无论那天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哭。但我失控了。我被教导说，一个女人在陌生人面前不能表露出那种感情。对我而言，这就像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她说着，手中的一条手帕被她绞得紧紧的，好像就要流泪的样子，“我知道，那一天，我曾经热爱的生活已经破碎了，而且永远也不能复原了。我的过去被抹消了，我只能祈求一个未来。”
    在日落时分，当她和第二任丈夫及两个孩子沿着科泰斯洛海滩附近的海边散步时，不难想象，她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生活。向她暗示这一点时，戈达娜有点恼怒。“我不想说忘恩负义的话，因为澳大利亚收留了我，但它不是我的家。我是一个欧洲女人，所以拜托，别以为这是个美好的结局。它不是。”

“战争并没有产生英雄，”
    她说，“它制造了幸存者。”

    他们7岁的女儿埃利诺拉看着穿着泳装的妈妈——当时还是一个女生的她正在巴尔干的一个多岩石的海滩度假——的相片，傻笑。15岁的安德列又高又瘦，他饶有兴趣地研究着一张极小的照片，照片中，他挤在诺伏萨拉热窝一栋阴沉的混凝土高层建筑外面的一辆折叠式幼儿车中。
    安德列仅仅残留一点有关他的家庭苦难的最模糊记忆。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员估计，有40%的萨热窝儿童曾经看见有人被杀。布拉泽说，她儿子的最好的朋友就在他们的公寓楼的前面被子弹击中。虽然很幸运，安德列已经记不起这回事了，但她的妈妈却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还有许多其他恐怖事件。
    斯托达特和其他曾聚集在那个汽车站的人被告知，只有少数孤儿被允许离开。他们中的多数人实在太小了，以致援助人员不得不用肮脏的绷带和绳子把这些婴儿捆在坚硬的金属椅子上。负责车辆安全的枪手在得到钱和性的贿赂之后，就会想其他办法让一个亲属溜上汽车。
    布拉泽解释说，她的一个在市政厅工作的亲戚帮她搞到了一张车票。那辆车上挤满了许多拉热窝的有影响的名流的太太们，还有她们那些正当服兵役的年龄却不想上战场的儿子们。
    “战争并没有产生英雄，”她说，“它制造了幸存者。我很清楚有些人厌恶我所做的一切，但我不会道歉，我做的是我不能不做的。假如那些批评我的人诚实的话，他们也会像我那样做的。”
    到港口城市斯比特的4小时车程却走了35小时，一路上没吃的，也没喝的。布拉泽和她的儿子很快从斯比特出发，坐船去了意大利。在那儿，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辗转于24个不同城镇的饭店、难民营和肮脏的公寓之间。“我拖地板，全力应付成吨待洗的衣物，为护理院的老妇人洗睡裤，但我总会照顾好自己。”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女儿，她能说流利的英语，是一个完全合格的教师。做洗衣工可不是她习惯的生活。“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她说。“我现在已经42岁了，而自29岁以来，我从没得到过一份合适的工作，因为我被划分成难民了。”她很想再培训成为一个教师，但她说她付不起这笔费用。

    “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毁掉了，我回去还能干什么？”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7年8月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