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保持刊物的兼容性与独立性，作为主编，自己一直恪守着“只做事，不发言”的习惯。
    上个月，我收到了诗人柏桦写的一首悼念张栆的诗歌。在编辑过程中，柏桦前后五次来信对这首短诗进行修改，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有时是一个句子。后来我和林莽谈起此事，林莽建议在《诗探索》作品卷辟专栏将柏桦改诗的整个过程发表出来。
    作为一个成熟而优秀的诗人，柏桦对诗歌与语言的敬畏令人敬畏。想想当下诗坛，还有几人能像柏桦这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写作？当下的很多写作者，“炮制”一首诗歌比咳嗽一声还容易，哪还有心思对自己的作品反复字斟句酌？更何况这些被“炮制”出来的诗歌，别说改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有的诗歌你把它整段整段地删掉也无大碍。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下的许多诗歌写作者，其写作态度不仅不够严谨，而且也不够严肃。
由此我想到诗歌界近年来更不严谨也更不严肃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诗歌批评界盛行的“命名热”。
    从 “底层写作”到“草根性写作”，从“新归来者”到“新红颜写作”。批评家们对现象的关注热度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对诗歌文本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先不说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多少学术功利主义和学术机会主义的成分。仅就各种命名本身而言，这种对写作者身份的简单指认顶多也就是一种“指鹿为鹿”，本就与真正诗学意义上的命名毫无干系。就更不用说大多被简单指认了身份的写作群体，又是如何缺少优秀的文本支持与独到的诗学建树支持了。
    最早将一种生活在森林中以树芽和树叶为食凡雄性就有一对角的动物命名为鹿是一次创造，而随后的 “指鹿为鹿”也好，“指鹿为马”也好，都同样不再具有命名的意义。“底层写作”也好，“新红颜写作”也罢，都是从对写作者“身份”的简单指认出发，而不是从文本上呈现的独特诗学价值出发。而事实上，如果这样的命名在诗学上可以成立，那我们就可以就写作者的身份进行无极限的命名了：从人的属性上划分，可以有“女性写作”、“老年女性写作”、“已婚女性写作”、“少女写作”等等、等等；而从人的职业属性上划分，还有“学者写作”、“公务员写作”、“产业工人写作”、“新农民写作” 等等、等等……凡此种种，又究竟对当下我们的诗学建设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命名的本身就已经很可疑了，更为可疑的是，几乎每一个命名者，又都强调其命名群体在当下诗坛是如何如何地主体和重要。仅就上述罗列的几个被慌乱命名的群体来说，被列入其中的写作者无不是长长的一大串，但却几乎见不到几个优秀而又成熟的诗人的名字。请问，这又如何能“主体”起来？如何能“重要”起来？
    一切从文本出发，虽然从语境上看这极为接近我们官方话语中那句最为典型的“官腔”，但这又确确实实是解决当下诗坛所有症结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诗人要回归写作本身，批评家就更应该回到诗歌文本中去。一个批评家，如果能够把一个好的诗歌文本细读完成，并能精确地对其进行诗学解刨和提出洞见，批评，也就完成一大半了。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以学术良知为出发点的工作既费时又费力，太不讨巧，甚至也不讨好。所以，久而久之批评界也就形成了一种“不唯文本，只唯现象”的风气。究其原因，这也许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尘嚣日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抑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所谓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大展”所种下的祸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