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也是名利场

   北 城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名利场》，描绘出了一幅幅追名逐利、尔虞我诈的众生相。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仍然活着，灵魂化成一群生殖力很强的植物，在世界各地繁衍扩散呈蔓延之势。信奉“功名于我如浮云，金钱于我如粪土。”的人越来越少，没有谁能真正放弃名利。追求名利是人的本能，人们关心的无非是对待名利的态度以及取得名利的途径。名利肆意滋长，既有本身的因素，更有环境的纵容。名利是个大话题，包罗万象，诗坛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的诗坛，尤其是新诗坛，是文苑中表面热闹实则最荒凉的一处所在。《诗刊》主编叶延滨曾说：“诗歌杂志不算读者最多的杂志，却是投稿者最多的杂志。” 很多人争着投稿发表，写诗的人比订阅诗歌刊物的人还要多，构成了非常滑稽的现实。诗歌刊物艰难地行走在尴尬的境地，从“名”上来讲，没有名气的诗人，作品很难发表，即使写得很棒，也鲜见给予重点推荐。从“利”上来说，通过办大奖赛、培训班、出增刊敛财的不在少数，在正刊中以出地方特辑的方式收取费用的也很普遍，更有甚者，有些正规刊物连稿费都取消了，比如《诗选刊》。除了维持自身蹒跚前行，这些举措有助于从实质上赢得读者好感、提高发行量吗？
    名利互为一体、相辅相成，有了名，利自然就来了。赵丽华是通过其诗被恶搞成名进而迅速窜红全国的，她自己甩手扭腰抹泪装成一副委屈受害的样子。事情发展到高潮，她还饶有兴致地在博克用两三句分行的话组成的“梨花体”回击，她这样做不是暗示自己就是幕后的策划者，就是故意纵容、引诱这一事件再向纵深发展。赵丽华是一个想进入诗歌史的人，现在来看，她无非是以诗歌事件而载入史册的诗人。必须指出，“梨花体”进一步击碎了人们对诗歌的失望情绪，加重了大众对诗歌的误读误解，让诗歌成为一种非诗的可笑的文体，类似于人兽杂交，生出来的怪胎招来一浪接一浪的嘲笑。赵丽华出名了，比马丽华还出名，不管怎么出的名，反正人家的诗歌更好发表了，约稿和稿费自然也就更多了。
    就在赵丽华出名的2006年，《诗选刊》悄然去掉了赵丽华编辑部主任的名字。不过该刊的征订广告也用了恶搞的方法，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诗选刊》征订广告：恶搞自己还是色诱读者？发在博克给予了诚恳的批评。所谓忠言逆耳，该刊一位编辑的肝火被此文点燃，斥责我并要求删除此文，我没有同意。之后我从未向该刊投稿，我认为投了也不会再发表，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情过去一年有余，一家刊物的编辑告诉我，他们为《诗选刊》组的一期稿子，由于编辑不守约定，惟独把我的诗无情地刷下来了，还好，组稿的刊物实在看不下去，主编同意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并且还有稿费，我听了心中五味杂陈。戏剧性的是，《诗选刊》主编在就中国新诗现状答记者问时说：“这么多年，我对编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是：宽容！这两个字是出好诗的重要条件。”这是一个自称关注好诗也关注诗歌事件的主编，而诗歌事件本身，我的理解是和你折腾的欢不欢、猛不猛、引不引人注目有关，不一定与好诗有关。我说话太客气了，在诗江湖，伊沙忍不住破口大骂：“《诗选刊》叫《诗神》时就是狗屎！”
    我的一个诗友，写诗已有20余载，产量很大，投稿不多，在大刊发的诗很少。我在最新一期《星星》诗刊上看到有她的名字，就问她，她说去年投了一组，不知道选的哪个。我说如果是你的作品，应该提前收到书面通知的。她说没收到通知。我告诉了她编辑部的电话，她打过去问了问然后回复我说是她的诗歌。编辑部称以前的一个编辑不干了，忘给邮寄用稿通知。在电话那头，编辑说她投那组非常好，但是因为是新面孔，新人只能发一首。这是典型的重名不重文，她感慨到：你没发现吗？好多刊物都注重名气和关系。说完她又自我安慰道：我和谁都不认识，自然投稿能发一个就不错了。不仅是《星星》，很多标榜推介新人的刊物，虽然在诗歌栏目发了一些新人佳作，也不忘在头条二条拉来几个所谓的名家装装门面。刊物上翻来覆去，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读过他或她的大作，但知道人家很“著名”了，总是露脸，换谁也会“著名”的。
    我曾向《中国诗人》的电子邮箱投过两次稿，自我感觉不错，但收到的都是“此稿不适合《中国诗人》选用，请另处理。谢谢支持！”一句话的退稿信。我在该刊的论坛提出质疑，我说：“感谢回复，这是第二次退稿，只是拒绝而没有理由，希望告知原因?为什么不适合？否则这样太草率了吧，尤其对于一个名刊来说。希望谢谢支持不要停留在口头。”我收到的回信仍是“此稿不适合《中国诗人》选用，请另处理。谢谢支持！”索性我把它贴在了该刊的论坛，上午贴上去，下午就被删除了。我觉得，该刊编辑一看不是名人投稿，是没有时间和兴趣看投稿内容的。他们需要的稿子，需要发表的诗人，早就内定了、约好了，稿子也会发到编辑的个人邮箱。为了验证这一点，我第四次给该刊发信，这次主题只写了投稿两字，内容是空的，但几日后的回复还是一字不差：“此稿不适合《中国诗人》选用，请另处理。谢谢支持！”真是可笑可悲。在天涯诗会，一个作者写了一个叫《这样的诗竟可以发到<中国诗人>上来》的帖子，时间是2006年11月8日，他在一组8首的诗歌前面特意写了一段话：“好久没有发过诗了，这次我拉点关系，发了一个组诗在《中国诗人》上，虽然是靠了一点不正当的关系，但我也发现我的并不是最烂的诗。不过，我可以肯定，这两年多来，我在创作上根本没有一点进步。”客观地讲，类似现象绝不仅仅出现在一家刊物，只是一般人不好意思说罢了。
    出名不易，很多人为此绞尽脑汁、寻觅捷径。11年前，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王弟》，说的是初习写作的王弟，却连连在大刊发表大作，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日在某文学报又见王弟大名，其作字字珠玑，令人刮目，后文坛颇有造诣之李兄揭秘，原来王弟与文坛某名家同名之故。小说是虚构的，但现实却真有类似的故事在上演。假做真时真亦假，借助网络，频繁活动，冒牌货居然比真品的名气还大，出席诗会、撰写评论、频频发表一般化的作品，有人追捧为大师、舔屁股挠痒痒，高呼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不在少数。而真正的名家，特别低调，不张扬、不招摇，所以读者以及有些刊物真就把两个混淆成一个了。这样的人，如果点名的话，恐怕不只一个，也不是个案，应该受到的也不仅仅是良心的谴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其中说不定还有利益的驱使呢。
    余光中先生说：“没有了诗歌我们的民族就没有了感情！”，这里的诗歌指的是“感动、撼动、惊动心灵，带来温暖激情、烛照灵魂”的好诗，否则，就无法让这个民族充满湿润的感情。一首诗，发表不发表不重要，它的好与坏，是不应当附加任何条件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也写诗，出过诗集，编过诗歌选本，他的诗远远达不到他职务的高度，但大刊名刊还是以发他的诗为荣。诗以名贵，不敢说其的诗质量差的人老练地换了个说话，比如《中国青年》有人撰文说：“李肇星写诗意义不在于诗歌艺术本身，在于提醒外交官乃至所有的国家干部：我们每个人都是汉语的载体，我们应该用优美的汉语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去赢得广阔的世界。”真是令人忍俊不禁，试问有几个干部读诗呢？
    诗歌是个名利场，我好长时间，没有写诗的欲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