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生活散记（散文三题）

 

□小  米

 

 

 

苹果的秘密

 

我从未在乡政府工作过，却是乡政府某个女干部的“家属”，所以，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虽在隔壁的学校当老师，我却一直住在乡政府。我在乡政府居住的那一段时间，乡政府的干部只有十余个，不像现在这么多。

乡政府有个苹果园，在政府大院后面。

乡政府的苹果从未集中收获过，什么时候成熟了，就三三两两地，让乡政府的干部们，今天两个，明天一个，摘了，吃了。有时候，在乡政府人太少，大灶师傅懒得做饭，也有时候，大灶师傅请假回家了，干部们没饭吃，就吃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也能将就一顿饭。不吃苹果就得饿肚子。虽说是乡政府所在地，但因偏僻，这里既无集市，更无饭馆。

苹果园一侧，紧靠着围墙，有一条路通往厕所。路至少三尺宽。夏天，两侧的荒草长到大腿那么深，路的宽度给野草们克扣得连一尺也不够了。仿佛这路不是路，是一条即将消失的脚印的河。我从路上走过，两旁的草不耐烦我，不友好地招惹我。我却把草的挑衅不当一回事，它们奈何不了我。草不知是些什么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有，在夏天里使劲长着，像我。草里藏着不知名的虫子。偶尔有鼠，慌慌张张夺路而逃；偶尔有蛇，“哧溜”窜入更深的草里。

这条小路，要不是旧脚印上日复一日地堆积着新的脚印，荒草早已把路遮蔽了，覆盖了，路也就没有了。在这些脚印里湮没的，多半是我的乡村岁月。我上厕所就得走这条路；我常常从小路上走进园子里，独自琢磨这些苹果树；妻子怕老鼠，更怕蛇，她上厕所我也得护送着她。别人在这条小路上留下来的脚印，远不如我多。

苹果园已进入盛果期。在通往厕所的小路上，站直了，往苹果园里面看，只能看见叶子、枝条、树冠，看不见苹果，更难看见树干。俯下身子往苹果园深处看，只能看到粗壮的树干。树干上面是树枝搭建起来的密密实实的一层楼，树干以下是裸露的地，地上间或有草，但极稀疏，极羸弱，仿佛这些草不是盛夏的子民，而是深秋的遗老。

园子里的苹果树，品种不同，成熟的时间，也不相同。

刚到夏天，就有苹果在园子里，静静地熟了，但没人发现，没人知道。

我那时年轻，也爱吃苹果，苹果还没熟，我已开始了吃苹果的漫漫长途：我几乎是在苹果勉强能跟叶子区别开的时候，就已开始吃苹果了。我从童年的经历中得到的经验是，苹果是吃不坏肚子的，哪怕苹果还未熟，也可以摘下来，咬一口尝尝，无妨。

我在苹果园里逡巡，这儿摘一只青涩的苹果，咬一口，品咂品咂，扔掉，那儿又摘一只青涩的苹果，又咬一口，又品咂品咂，又扔掉。我固执地认为，我并未浪费苹果，否则再有多贪吃，我也不会糟蹋苹果。是我觉得这些苹果树果挂得太多了，需要进行人工选择，不然的话，苹果都长不大，都长不好。我这么做，也不是纯粹没事干，吃苹果与当义工，两者应是兼而有之的吧。

我在苹果园里走走看看，我在树下朝树冠张望，突然发现叶子中露出一只比较独特的苹果来：颜色泛白，似已“羞涩”，个也较大。这只苹果莫非熟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急急忙忙爬上了树，把那只苹果摘下，随便抹了抹苹果的表面，张口就咬。它果然熟了。不仅这只苹果熟了，蹲在树上吃完这一只苹果，我发现这棵树上的苹果比长在其它树上的，个头都要略略大一些。我于是明白，这是一棵早熟的苹果树。

什么快乐都抵不上独自发现的快乐。

这么多的果实，我是不可能一个人享用的。第二天傍晚，妻子从县城的家里回到乡政府，我迫不及待地说给妻子听。妻子不信：时间才到五月底。她说苹果不会熟得这么早。妻子还说，你别诳我了，我买了苹果了。妻子说完拿出从城里带来的苹果，这当然是去年的苹果。我知道她不相信我的话。换在以往，我也不信我说的。

我带着将信将疑的妻子，顺着即将被荒草淹没的小路，低头深入果园，像发现新大陆一般，把那棵藏在最中间的苹果树，指给她看。妻子仍然不信。我又上了树，从顶端摘了一只快要成熟的苹果，让妻子尝。

在事实面前，妻子不认为我是骗她玩的了。

挑挑拣拣地，我又摘了几个。

回到宿舍，我再三叮嘱妻子，让她别跟任何人说。我想，等我们吃完了这棵树上的苹果，其余那些树上的苹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间了。

那一年，妻子正好怀上了儿子，对水果馋得要命，这棵早熟的苹果树发现得真是太及时了，妻子再也用不着委托别人，从县城带水果了。

一个人的秘密就这么成了两个人的秘密。

一个快乐，变成了两个快乐。

过了几天，我又憋不住了，把这个秘密说给乡政府的大灶师傅听，他常常跟我一起，留守在那个空荡荡的大院里。我把那棵早熟的苹果树指给大灶师傅看的时候，大灶师傅说，我们对谁都甭说，这棵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了。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了他。但我照例憋不住。又过了几天，回到乡政府的干部们，都知道苹果熟了的事儿。

看到他们吃苹果吃得那么开心，我比自己吃还开心。

好东西原来是用来分享的！

告诉了他们，又有何妨？

吃完这棵树上的苹果，其它树上的苹果，陆陆续续地，也该熟了。

 

草莓弹拨溪流

 

在乡下教书的那几年，没来由地，我的脑子里常常冒出这么一句诗：“草莓弹拨溪流的琴弦。”但我不曾把它写成一首完整的诗，亦无写诗的打算，但我只要想起这一句诗来，脑子里就浮现出一幅幅草莓的画图来，有了这些图画，我就管不住非要去散散步的腿了。

学校所在的村子不大，乡政府机关更少，除了学校和乡政府，只有供销社、卫生院、信用社寥寥三家。在卫生院呆着的，白天有两人，一个是院长，不容易见他，他下班常常回家或去村民家；另一个是中年妇女，倒是一直都在卫生院呆着，但脾气不怎么好，大家都不想接近她。信用社只有一个主任，几乎不在信用社住，他天天都骑自行车回十公里外的家里去。供销社只有一个营业员——其实是两个，还是女的，也年轻，但都名花有主，去那儿徒增第三者的嫌疑，不方便多打扰，而且，她们一直轮换着上班，这一个在，那一个就不在，仿佛只有一个人。学校算是大单位了，有五个班级，八个教师，但三个民办教师上完课就匆匆回家忙庄稼去了。我住在乡政府。乡政府最大，十一个干部职工，但乡政府大院里却常常一个人都没有：干部们要么下乡了、出差了，要么回了东西南北的家。我这个外来人仿佛成了乡政府的一号守门员，政府大门的钥匙一年中倒有多半年攥在我手里。

放学后，学生没有了，回到乡政府，一个人静静地做饭，吃饭。乡政府大院很大、很空，太冷清了。

想串门，想来想去，没地方可去。我跟村民不熟，也谈不上有什么往来。

看书？村里那台每晚只发两小时电的发电机，不到天黑尽是不会发电的。傍晚的光线太暗，看书不是不行，眼睛受不了。

哪就去散步。只有去散步。

我走出校园，一个人到外面去，随便走走看看。不到天黑，我一般不会回学校。

散步也无可走之处。有一条乡村公路穿越村子，通往远处的林场，过往的车很多，但路仅容一车，还坑坑洼洼、拖泥带水，一不留神，对运木材的汽车避让不及，就溅一身一脸泥水，弄得很不开心。我在公路上走了几次就再也不去了。我到公路东侧的田野里去散步，我在田垄之间，常常一走就是两个多小时。

在田垄间散步，同样很不方便。土地贵如金。农人把田垄往往留得极窄，最窄处，不足一尺，只要挡得住流水即可。我要落脚，就得步步小心，稍不留神，脚跨出去了，却猛然看见等着脚的，是水，而不是垄。情急之中，只能硬生生把腿收回来，免不了一个趔趄。在垄与垄之间的渠里，流着随时都可拿来灌溉的水。水不大，涓涓细流，仿佛凡人俗世，它已流得不动声色、宠辱不惊，却不在深山隐居，把自己藏起来，而是到了世俗生活中，永不枯竭地流走着。

我喜欢在田垄间漫无目的的散步。我可以什么也不想：远方不想，亲人不想，烦恼苦闷亦不想。我完全是我，我仿佛进入了我、回到了我、回归了我。我眼前是无名的野花野草，个别花草我还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来，绝大部分连名字也不知道，亦无知道的必要。它们太像芸芸众生了。它们不在乎我是不是知道它们的名字。它们不在乎有没有名字。

在花花草草中，有蚂蚱偶尔蹦出，有青蛙惊慌逃走，有蝴蝶独自飘逸，也有蚂蚁永远地匆匆忙忙着。在旁边的流水中，针一样细的鱼籽在穿梭，黑豆般的蝌蚪在聚集、在摆尾。水流见底，草色杂陈。

走一段，我就停下来，左右看看。站一会儿，我又蹲下去，仔细地观察、揣摩。我完全沉醉在它们的小世界里了。我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我眼里是高天远地，旷野疏树；我耳中是细水潺潺，蛙鼓声声。

轻风徐吹，宛如爱抚，夕阳慈悲，恰似老僧。

在花花草草中，在不经意间，我常能发现野草莓。

野生的草莓，叶子不大、椭圆形，果实藏在密密匝匝的杂草里，如一粒豆。草莓的植株匍匐在地上，跟杂草密实共生，不仔细找寻，就很难分辨得出来。果实则不同。仿佛为了炫耀，仿佛渴望赞许，也仿佛，它在期盼着我的发现，就特意地，用一根柔弱细长的杆儿把浆果非常努力地，举了起来，特别醒目，格外出众。它的杆儿顶端已经弯曲了，是下坠的形状，草莓已经用尽全力在推荐着它的果实了，它快要承受不了它自己的重量了。风一吹，挑在杆儿末端的草莓在风中点头、摇摆，像感激，也像赞许。

田垄上的草莓，不会太多。它们太醒目了，熟了的都给眼尖的人摘了，投进嘴里，甜了唇齿。我也在草丛中寻觅，希望有所发现。我要是不倦地找下去，当然能找到未被别人捷足先登的成熟草莓，但我很少那样做。能摘到三五颗，能尝尝熟透的滋味，我很知足。我不需要太多。只要找到草莓，看见草莓，也就够了，吃不吃的，反在其次。

我见到的野草莓多半未熟，在并不出彩的浆果上点缀着褐色的斑点，只呈现出草莓的样子来，我看见它们挑在杆儿上，或只有一颗，独占了鳌头，或三五颗，平分着春色。

跟我一样，草莓渴望着成长、成熟。跟我一样，草莓也想被人品尝。

垄上，靠近水的一侧，草莓虽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我看见它们湿淋淋地，把头探向水面。草莓跟我一样，也想通了吗？草莓也想跟我一样，一低再低吗？低到最低，就是熟了。沉甸甸的重量就可抚摸水面弹拨流水了。在渠边偶然发现一颗这样的野草莓，我是舍不得摘下来吃掉的。我只看它，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它。草莓已经接触到水面了。随着水流的律动，我看见草莓一再地低头，一再地，杆儿又把它硬生生地拉回来、又撑起、再举高、还下坠。仿佛它想亲吻流水，仿佛它在亲吻着流水，仿佛流水是一根曲曲弯弯的琴弦，草莓却是一个人的手指，不停歇地，在弹拨它。

草莓也许想不到，它在弹拨流水的同时，流水也在不停歇地，弹拨着它。

我像草莓那样低了头，久久地看着眼前的情景，无语。

那时，我也是一颗还未熟透的草莓，弹拨着属于我的乡村岁月，但时间像溪流那般匆匆而过时，我虽独自愉悦，物我两忘，却也跟草莓一样，寂寂无声。

 

一饮而尽

 

我能留在乡政府所在的中心小学当老师，足够幸运。

工作分配那年，有个同学，姓杨，跟我一同分到那个叫马营的学区去工作。读师范时，我们只是彼此认识，却不熟，也无任何往来。我读师范时以诗人自居，算是学校“名人”中的一个，眼中全无这个看上去畏畏缩缩的小个子同学。到中心学校报到之后，学区校长跟我们摊牌：开学都一周了，有个村学却连一个老师也没有，还未开学，我们两个必需有一人去那所村学教书。校长甚至承诺，去村学的人，只干一年即可，明年就调到中心学校来。

到这么偏僻的乡镇来工作，我的心已经凉到底了，去更遥远更荒凉的村学，而且一个村学只有一个老师，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事情。虽然我是农村考出来的师范生，却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我不去。

我那姓杨的同学，他也坚决不去。

杨同学跟校长的老婆是亲戚。我后来知道，校长是个非常怕老婆的人，校长老婆也在这个学校当民办教师。老师们都说校长只是名义上的校长，他说了不算，他老婆垂帘听政，才是真正的校长。杨同学对我说校长老婆已答应他，让他留在中心学校当老师。

我在报到前，也托人给校长打过招呼，校长也答应，把我留在中心学校。

现在，校长把皮球踢了回来，他让我们两个自己决定谁去谁留的问题。校长说过之后，我仍毫无去村学的打算。我也不跟杨同学商量谁去谁不去的事。我们都在中心学校等待着，僵持着，比内功，比耐心，比谁先动摇。又过了一周，杨同学终于憋不住了，他找到我，对我说：“还是你留下吧，我到村学去。我去了还能坚持，你那个样子恐怕不行。”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才感到愧疚：我当时连感谢话也未跟他说一句。那时的我太骄傲了，太自负了。杨同学是个活宝，整天嘻嘻哈哈胸无城府，却也有个好处，他跟什么人都能交朋友，我不能。我当时并不把他这样的性格当成优点，我只是顽固地认为，我的水平比杨同学高，我的教学能力肯定也会比他强。所以，村学嘛，就该他去。

整整五年后，我不当教师了，调到县城当干部去了，杨同学还独自一人，在那所村学教书。十年后，他终于调走了，校长仍未兑现“调到中心学校”的承诺。

不是校长不想调他，是无人接替杨同学的位置。

杨同学酷爱喝酒，估计跟他长期一个人在村学教书，不无关系。他以前好像不喝酒。

杨同学去村学后的第二个周末，步行，到了中心学校。

杨同学的村学从前是座庙，非常破败，我知道。杨同学上任之初，是我和校长送他去“赴任”的。现在，他第一次从村里到了乡里，就跟乡下人进城一般，他是寻找热闹体验繁华来的。他是我的同学，理所当然，也是我的客人。我得管饭。

杨同学跟我说，上一个周末，他一个人呆在破庙小学里，实在没意思。这一点，我虽深有体会，却也不好说什么。他问我有没有酒。我说，酒没有了，都喝完了。我说的是真话。只要买了酒，无论是谁买的酒，几个精力过剩的单身教师聚在一处，不喝完不可能罢休。杨同学听了我的话，转身走了，我也没在意，匆匆忙忙地，去厨房做饭。

厨房是几个单身教师共用的，很大，各做各的饭。厨房也很黑，在角落里，还没有窗户，中午进去也显得黑，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

不一会儿，杨同学从供销社扛了整整一箱白酒来，搁在我的宿舍里。那一箱白酒，是十二瓶。杨同学打开包装，取出一瓶，拧开瓶盖，仰天咕咚咕咚之后，三分之一的内容，转眼就不见了。我说慢一点喝。杨同学把瓶子递给我，我轻轻抿了一小口，辣！那时白酒都是六十度，不像现在的白酒，度数低了不少，不辣才怪！我说吃饭的时候再喝酒吧。说完又去做饭。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从厨房来到宿舍才发现，这一瓶白酒已给他全部干掉了。

他还想喝，我不许他再喝，他也就不喝了，却让我打开一瓶，喝一点。我说，你都喝多了，不能再喝了，我也就不喝了。我说，我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我们到厨房附近去吃饭。说“附近”也是有原因的。在厨房里吃饭不是不行，但太黑了，仿佛在偷吃，让人不自在。似乎吃饭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吃饭也没有饭桌，只能从厨房里盛了饭，端着碗出来，蹲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吃。

杨同学在破庙村学教书时，有两大爱好：一是喝酒，二是吃狗肉。他在村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把村子里的狗吃得差不多快完了。杨同学给我讲，他常常抽空到附近的村子里买狗。他说，一只几十斤重的狗，最多只花五块钱。他还说，杀一只狗，一星期也吃不完。他多次邀请我去他的破庙村学吃狗肉。他还炫耀说，狗肉真是太好吃了。我知道狗肉很好吃，但他的破庙村学，我再也没去过。路太远了，破庙村学太破败了，我懒得去，也不想去。我不想让他的惨淡的生活刺激我日益惭愧的心。

后来在县城，在多次同学聚会上，杨同学不敢一身豪气地喝酒了，但每一次，他都会说：“我喝一点。”他这“一点”对不喝酒的人来说，已经不少了：那是整整一杯，足够二两。别人喝酒的时候，杨同学就看看那杯酒，摸摸那杯酒，他呵护着他的酒，也不说话，也不劝别人喝酒，也不从前那样拿自己或别人开涮，给大家逗闷子寻开心。他只是拿起筷子来，不紧不慢地，闷头吃菜。几乎约定俗成，参加聚会的同学们都知道，他最终要喝属于他的那杯酒，也就不劝他，他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一个那么活泼的人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杨同学的变化不能说不大。往往，他会把他那杯酒留到快散席的时候，才跟大家碰一次杯，跟大家一起，举杯同饮。这一杯酒，他还跟从前一样，不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而是一仰脖子，一饮而尽。

参加工作以后，杨同学的胃一直很不好，医生再三让他戒酒，我们都劝他别再喝酒了。但他听不进去。他其实已经喝得很少很少了。他说他也想戒，但戒不了。在外面吃饭，比如同学聚会，无人严厉地管束他，他当然得喝一杯，大家不让他喝，但他非要喝，没办法。在家里，他也常常瞒着老婆，偷偷喝酒。

终究喝出了问题。

大约五年前，在县城，有一天夜里，杨同学不知在哪儿喝醉了，不小心掉进白水江里，但没人知道。杨同学整整一夜没回家，他老婆想，是不是又喝醉了？在朋友家睡了？不可能喝醉了掉进白水江里吧？熬到第二天，杨同学还是没回家，他老婆终于坐不住了，发动亲戚朋友在白水江沿岸找，几天后，果然在白水江里，找到了他。

我是后来才听说这件事的。

杨同学去了。他的生命，他已一饮而尽。

我明白，我在中心学校当老师的幸运，是这个从前瞧不起的杨同学，让给我的。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现在我已明白，有时候，让步也是一种快乐。哪怕你的让步，并未得到对方的感激。

我也只能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对他的那份愧疚，我已无法说给他听了。

《北方文学》2015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