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症候浮世绘

　　从1992年的《站直了，别趴下》到1994年的《背靠背，脸对脸》，再到1995年的《红灯停，绿灯行》，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在当年曾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精神和人格独立的讨论。喜剧、悲剧、正剧交叉，黄建新带给中国电影一个独树一帜的“城市片”的概念，然而黄建新表示：“我真的没有刻意要拍城市片，只是在我精神世界中寻求一种对应的

　　黄建新：和90年代脸对脸

　　回国后发现自己不适应

　　拍完《轮回》之后，1990年我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近两年，回国后发现自己不适应了，过去在一起谈理想的朋友，突然都在谈钱、谈办公司了。一切全都在变，变得很奇怪，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回到西影，厂里也在谈钱，说现在拍电影不像以前了，经济问题占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拿到剧本，影片拍完后成本难收回的话，就很难给你投资了。两年前和两年后，简直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价值观的颠覆。

　　我回来后住在何平家里一段时间，知道“先锋电影”不起作用了，我们就商量着到外地去转转。那时侯正赶上海南“养土圈地”，15万元一亩买下来转手就能卖100多万元。一个人拿着100万元圈十亩地，一个月后就成了千万富翁，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一种魔幻的极端暴富现象。

　　后来我们又去了深圳，去了山东，看过后感觉这个社会实际上是越来越说“实话”了，而不是以前所谓理想之类的“务虚”那一套。在这个变化中，最初不适应的反而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那些人，他们的生存受到的威胁来得最快，快到怎么也想不通了。很偶然也很自然地我看到了邓刚的那篇小说《左邻右舍》，感觉很对，就是它了。

　　“白干”应验了剧中故事

　　我喜欢这个小说，同时也希望在电影中能够表达更多，三家人，一个干部家，一个暴发户，中间夹着一个作家，三户人的价值观念在剧烈的变化中都倒置过来了，之后再横向碰撞建立起一个联系。这个联系是脆弱的也好，临时的也好，反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状况的产生。我就去找邓刚，他那时正在俄罗斯，我给他打电话，征得他同意后就拍成了《站直了，别趴下》。片名是一种口号，后来还成了流行语。这个片子出来后，卖得挺好，赚钱了。这是我第一次白拍了一部电影，没有酬金。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电影市场已经开始实行承包，给我批的预算是110万元，但是我拍的时候花了125万元，超预算15万元，虽然后来赚了100多万元，但是因为合约了只写了“超支要罚款”，没有写赚钱奖励我，所以我白干，一年的时间拍了一部电影，什么都没赚着。后来我开玩笑说这就好像应验了这个电影所要表现的东西。那次导演协会颁奖的时候，冯巩还说：“黄建新说我当时是剧组拿钱最多的，扣完税2400块钱，但是我请剧组吃了顿饭花了将近4000块钱。”所有人等于都是白干，但是我很欣喜的是，这个片子和《黑炮事件》有巨大差别，我开始找到了另外一种拍好电影的方法。

　　不是谁站着、谁趴下的问题

　　其实按照后现代主义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中国大量城市是农业思想基本构架的反映，是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相对商业化的地方。所以说中国的城市电影应该表现的是向城市化迈进过程中城市的尴尬。正在拍《五魁》的时候，看到了刘醒龙的小说《秋风醉了》，讲文化馆里面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故事，都是一些细节，人家还替我担心怎么改编成电影，我说或许它制胜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结果就是后来的《背靠背，脸对脸》。

　　如果说《站直了，别趴下》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背靠背，脸对脸》其实是人治与法治的矛盾。在80年代我拍《黑炮事件》、《错位》、《轮回》时习惯拉开一个独立篇章，然后把它解析开来，一层层剥下去。到了《站直了，别趴下》和《背靠背，脸对脸》我不再解析了，就摆开一幅长卷让观众自己去看，观众可以作任何思考。它根本就不是说谁站着谁趴下的问题。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有很多话想说，这是我把这些思考呈现出来的一个自己认可的结果。其实，我真的刻意要拍城市片，只是在我精神世界中寻求一种对应的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