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曲国胜

终于分房了，尽管是平房，独门独院两室一厨还有前后院的两块菜地，幸福生活不期而至。

翌年（1980年），曹校长大笔一挥，又在十六中山上盖了10套房子，本溪第一职业高中让全市刮目相看。（哈哈！我在本溪的这所学校改了多少名字？看我《我给我妻办“调转”（一） 》，从育新中学、市建中学、十七中、二十一中、职业高中，现在叫本溪第一职业中专）

喜上眉梢，1987年9月，我们全家四口调回生于司长于斯的故乡大连。

1987年的大连开发区正以深圳速度高歌猛进，但住房问题很棘手，除了有一个刚兴建的东山小区，马桥子2.5平方公里的“创业阶段”也非常艰苦，刚调进开发区的“国家干部”大多都安排在“管委会”附近的简易房里，我果断放弃居住简易房，选择大连至马桥子的“远程”通勤。（为何叫远程？当年大连到开发区可是从金州绕圈走了，一般情况下从大连到开发区接近两个小时）

说句心里话，没要简易房一是想享受跟老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另外还想沾点学校每月10元钱租房补贴的便宜。（知道我当时工资吗？月薪82元）

1989年，新桥小区竣工，管委会给学校教师分房了。

喜讯传来，欢歌笑语。

              这是我第一次分的福利楼房，这是我修的打滚子的石桌

    分房共有三种户型，三室一厅、两室一厅、一室一厅。“文教办”成立了“分房委员会”，按照工龄、区龄、职称、家庭人口搞得相当严肃，经过一个多月的摸底，开始“抓阄”了。

奇怪吗？我们那个年代有许多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都是通过最原始的历史传承解决，似乎很人性化，比方一台永久自行车、一块梅花手表乃至一个热水瓶，何况分房的“楼层”呢？

我属于二档，也就是两室一厅的。

“抓阄”分楼层在我们学校的阶梯教室举行，当时开发区有三十多名教职员工有分房资格，自开发区职业中专、开发区中学、开发区东山小学等三所学校。

“分房办”的领导公布了“抓阄”原则，先第一次“抓阄”抓“顺序”，我不知手气好还是手气差，最后一个抓楼层。

心急火燎，要是好楼层被别人抓走了，怨天尤地没人可怜啊！好在我前面的四名教师抓走了一层、二层、五层、六层，哈哈！还剩三层、四层、七层，不少教师为我鼓起了掌声，要知道当年分房有这样的顺口溜，二楼五楼工段长，三楼四楼是科长，老弱病残住一层，没官没衔楼顶上。

我心里像揣了个兔子，直扑棱，二话没说，一抓，打开一拿，懵了，七楼，阶梯教室掌声一片，怨谁呢？怨只怨自己手臭，三选二啊！偏偏.....

忽然发现，有“一群”调到局里“帮忙”的“教师”都没有出亲临“抓阄”现场，“分房办”的人说他们工作很忙，来不了了。我让他们打开剩余的两张“阄”看看到底是不是三层、四层，老毕马上把这两张纸条毁掉了，（借调局里帮忙分房的教师）我顿知，此中有鬼。

第二天，大红榜公布分房楼层名单，一看，我乐晕，抓一楼的有换成四楼的，借调局里在三楼，我直接到局里，告诉“文教办”张主任，这房我不要了，张主任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

张主任做我“思想工作”，说，过两年，管委会还要盖豪华楼，让我顾全大局。我一意孤行。张主任又找到我爱人做工作，我爱人有我的“指示”，也没有领新房钥匙。

其实，学校的老师都为我的举止喝彩，这不是明显地作弊吗？这不是公开“走后门”吗？严重地讲，这不是以权谋私吗？

后来，学校领导出面，局领导找我谈话，我都不为所动，有理啊。

不知是哪位高人出的一招，说，小曲，这样办吧，给你在东山小区90号楼分一套吧。东山小区当时的房子还属于比较高档，面积也大出新桥20多平，我顺势答应了。

这是我在开发区第一次分配的福利房，从2000年5月一直住到2005年6月，还有下一次分房经历。

          
                   这是东山小区的别墅楼，88年的时候卖1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