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在南宁工作的老同学建国通电话，我问起我们的老处长，建国说老处已“走了”几年了。

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突然和意外，算起来老处长也有80多的高龄了，80年代中期就离休了，而我转业也有20年了。早些年就听说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在医院进进出出。只是他在南宁，我在深圳，相隔太远，对他的情况只能通过同学了解。

快27年了，27年前，我军校毕业分配时，我和建国和就直接分到军区政治部XX处，他当时就是我们的处长，可以说他在部里是最年长的处长了，人长得与电影演员陈述一模一样，工作性质也与陈述在电影《渡江侦察记》所塑造的角色一样，为此，敌对方还把他作为重点的“关照”对象，每每跟着他到边防执行任务时，我们都特别的紧张，而他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一次，到了靠最边境的大新硕龙，一清早起来就不见他的踪影，找了老半天才只见他从一个山涧里走出来，我们对他说：“您不怕敌方过来劫持你啊？”他反而洋洋得意地对我们说：“要想劫持我？没那么容易！我还想亲自过去抓舌头呢！”

处长的儿子正好与我和建国同岁，所以他还经常把我们当作孩子来看待，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哪怕是我们做错了事，也不当面批评，是在耐心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有一次，建国闯祸了，在当时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虽然纯属意外，但影响还是很大。为此，害得处长在部里的大会上做检讨，事后也没有过多的责怪建国，只是教育建国要记住教训，要吃一堑，长一智。

还有一次，他接到广州军区部里的电话，只见他在电话中说一些道歉的话，我就知道肯定又是我们两个闯祸了。他放完电话，叫我把XX号文件找出来，当我找到把这份文件递给他时，他问道：

“这份文件是谁起草的？”

“是我！”我回答说。

“你检查一下这份文件有什么问题？”他接着说道。

我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其实我一贯对文字材料都是很认真的，且我也反复校对过。我真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他一边看着我，一边在叼着一根烟在抽着，烟雾在我面前弥漫，本来就满脑子紧张而混乱的我此时就跟眼前弥漫的烟雾一样更加混乱不清了。究竟错在哪里？还是找不着北。

他看我实在是找不到错漏之处，便把错漏的地方告诉了我。一看原来是最后的日期给搞错了，12月变成21月，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会错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我也没有解释，就等待着他的批评。

他没有批评我，还带着微笑着只说了一下造成的影响，但我觉得比严厉批评我还难受。是啊！这份文件不但要上报广州的部里，还要上报到总政的部里，影响有多大啊！

从此以后，我对文字材料尤为的严谨和细致，生怕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若再出错的话那就真的无颜对他老人家了。

若干年后他就办理离休手续了，不再住机关大院，搬到了军区干休所。

我转业离开南宁时，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从此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但他的音容还非常清晰地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