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在一次私人读书会当中，听到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先生，讲述上海城市百年流变。陈子善是以研究作家张爱玲出名，没想到说起上海来，让我们这些旅居上海的台湾人，原来不知道这么多上海旧事，纷纷墬入城市历史的迷漫想象。

　最近看了韩寒的散文说到，一般人总说北京人比上海人有文化，他却觉得不然。听了陈子善的讲述，觉得上海人的文化是幽蕴在三○年代后现代城市生活里，北京人的文化却是宫廷清朝的遗绪。

　先从生活小事看起。上海话「翘辫子」，来自30年代就通行上海大都市的电车，顶上有两支电线，当电线与天空上的电网脱勾了，不能动弹，上海人就嚷着，「电车翘辫子了」，后来却衍生为人过世或事情完蛋了的说法，在台湾我们也说翘辫子，却不知源于上海话。

　陈子善出生于上海闸北提篮桥一带，那一带目前还有一座犹太教堂，供做周末礼拜，至今都还有教徒礼拜，我去年曾步行经过提篮桥，还发现上海少见的教会书店，位于不起眼的老房子里，整间书店卖的都是教会书籍。在台北，我们对放着教会圣诗音乐的教会书店司空见惯，到圣诞节时，基督教书店里有很多进口、别处买不到的特别礼品，卡片样式也特别多。虽然不是教徒，也习惯到教会书店买礼品、卡片。

　上海的文化本来就带着中西多元文化的特征。殖民时代，大抵南京路是英租界，霞飞路也就是淮海路，是法租界，四川路则是日本租界。如果北京是中华文化，上海就是八国联军混合的文化。

　于是，我们惊觉，四川中路过去多是洋人写字楼，英租界福州路有英商正广和汽水公司，法租界陜西南路地铁出口则原来是老大昌西餐厅。陈子善回忆年轻时到老大昌、或是音乐附小对面的天鹅阁吃一次西餐，都还是很风光慎重的事。

　有西洋文化的「入侵」，人性中分高档低档的歧视心态，也表露无遗。大致苏州河北面为「下只角」，苏州河以南包括卢湾、徐汇等是「上只角」。上边的人，总是看不起下边的人。就像纽约玛丹娜所居住、中央公园东面上东区的人，总是歧视布鲁克林区的人；而伦敦国王道或是诺丁山区的住民，也瞧不起其它区域的人。

　洋派文化让上海人开了眼界，也看不上其它的「乡下人」了。据陈子善说，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正在降低，他认识一位高龄作家，30年代他在外滩书店可以订到英国当月出版艾略特的新诗集，而且还有艾略特亲笔签名。

　难怪还有不少上海「老克拉」，无事会在今天上海街头的咖啡厅，翻着「申报纸」缅怀已逝的流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