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馆

　　2006年10月底我侥幸自行车闯过了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岛、高山之上，一段蛮荒部落（见拙作《巴布亚高山之旅》），穆丽亚小城的特利嘎那航空公司竟免费载我飞下高山，来到港城替米卡，当地报纸《雷达替米卡》对我的旅行作了大篇幅报道，小城市长派了秘书到我住处表达了市长的问候。

　　11月11日我两个月的签证到期，而恰恰11日有船可以载我去帝纹岛，途中要走四五天，10月31日我到当地移民局申办续签证，他们狮子大开口要一百万卢比（9000卢比=1美元），而且千方百计不让我离开，我到附近一家饭店去午餐，一些顾客由于报纸的缘故都认出我，而前来与我攀谈，当得知关于移民局的事情后，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拍着胸脯对我说：“先生，请不要担忧，我去给移民局长打电话，坐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吧”。有人说他是当地自由港的头儿。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给远在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打了电话，那里推荐我打到领事部，再推荐我打给一位魏（卫）先生，也许那位魏先生是领事，他答应得很爽快，第二天上午一通电话，那夷邦移民官丧魂落魄的开车到我下榻之处，为我办理了签证延期手续，官价收费20万卢比。

　　当地华侨闻讯欢欣鼓舞，他们都为自己的祖国（对华侨中最优秀的人们来说，中国永远是他们的祖国）而感到骄傲。

　　这使我想起当年保加利亚的一段往事，那还是1993年底的时候，索非亚我的餐馆刚开业没几天，一个上午，两个警察把我叫到附近他们的小警局，刷刷点点写了一页纸要我签字，我打电话赶上翻译不在家，我又不明白他们写的是什么。警察逼着我签字，我不签，两个人过来要给我带手铐，我拒绝戴那玩意儿，相持时间长了，警察也怒不可遏了，五个人一起动手，给我戴上手铐，还在背后打了我一拳。戴手铐我也不能签字呀，正在我们相持，警察无计可施的时候，我要求给中国大使馆通电话，这下好像正好搔到了警察们的痒处，人家迅速为我打开手铐，并且亲自由座机上摘下话筒，毕恭毕敬地递给我，好像不单单是蔑视我李跃中，而且对中国大使馆更是嗤之以鼻。

　　我的电话打到领事部，对方要求5分钟之后再打来，5分钟之后又要求我直接打给我们本家的一位李领事，那位李领事听了我陈述的情况后，先是长长的“啊”，继而更长的“这个”后来说：“我们很忙”，再后来“你是不是对人家警察讲话态度不好？”再后来“我们现在很忙，我们马上要出去”，突然他声调变得好似愤慨到了极点似的，“你听着没有！”“我在听着，而且听得很清楚，请讲下去。”下面那位李大领事突然不讲话了，但我能听得出来，电话他没有放，今天，事过之后的今天我才体会出，原来李大领事一定是位大善人，如果是因为忙，领事大善人无暇拯救中国公民于水火，领事大善人定然于心不忍，如果把概念转换成了中国公民——原因可以不论，把领事大善人气得怎么样怎么样，领事大人拂袖而去，也就心平气和了。这位领事不单单是善人，定然还是位大外交家。当时我对领事说：“希望您把这理解成当地不法警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尊严的挑衅，您能否现在电话里质问一下，那张纸上写的什么？领事先生，您不应该不说话呀。”最后，最后我报一下这警察局的电话号码，只得挂断。

　　当时我的处境很尴尬，大张旗鼓的给大使馆打电话，反倒挨了大领事的斥责，只好自选一张椅子坐下来，低着头，听天由命罢。警察的头儿试探着问我：你们大使馆的人要到这儿来吗？我抬头，猛然发现，警察们全都以近乎惊恐和疑惑的大眼在观察着我，这时我才醒悟，警察听不懂我电话时所讲的汉语，打完电话坐下来被人理解成了“等待”二字。又一个警察问：你们大使馆的人要到这儿来吗？“也许，也许同你们的上司一起来。”我底气不足地说，十几个警察全都跳了起来，一拥而上，抓胳膊，推后背，把我拥到警察局外，契里咣当，关上两扇大铁门，里面拴死，不知里面还要不要再挖一道反坦克战壕。

　　走回餐馆，众邻里围过来相问，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情况，让大家看一看我手背上被手铐划破流出的血迹，当听到我被放回来的原因是中国使馆人员要找他们的上司一起到这里来时，炸雷一般，众人齐声高喊：中国人好！中国大使馆好！中国人好！中国大使馆好！中国人好！中国大使馆好！连喊三遍，喊的同时，将伸出大拇指的双拳，一遍遍高高举向天空，须发斑白的麦叨迪老先生双眼噙着泪说：我们保加利亚人被警察欺负，只能逆来顺受，还是你们中国人好，中国人有大使馆作后盾，众人又齐声喊了两遍，中国人好！中国大使馆好！

　　看来大使馆如果替自己的公民伸张正义，连那里的人民和贪腐警察也会敬佩，反之，……。总之，那里开餐馆三年半，只有我的餐馆，警察再没敢来捣过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