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第一季：绝地求生的雁行客

他们十分脆弱，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只能破产，背井离乡逃荒求生；他们只会种地，或靠小手艺谋生，但是明清府出于某种王权统治的安全稳定之考虑，屡屡限制他们的自发活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必须春往秋返，携带着并不丰厚的收获穿越大漠荒山和滩涂，经历难以预知的重重风险返回家园，一年至少两季的漫漫长途，他们对天咏叹或者沉默行走。爱却不能，恨却无门。

从雁北、晋西北和陕北的天灾人祸说起

    河曲保德州，十旱九不收。雁北、晋西北和陕北人走西口通常有两个原因：其一，当地穷山恶水导致的生存艰难，以及封建社会末期豪强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导致农村大破产；其二，则是政府为缓解矛盾和压力而适时调整提出“一地养二民”的口外拓荒政策。

我们赶上了秋后的雨季，即使雨停的时候，天气也阴沉，空气已开始变冷。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描述三北，行走前看多了材料，只知道雁北、晋西北河曲保德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等地自然环境恶劣，而到了右玉之后，被树木成林的生态所感染，因此，一时难以理解所谓的十年九旱。

往右玉县城北面的山梁上走，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羊倌，搭讪之后，我们指着远处的荒地问为何无人耕种，羊倌说，退耕还林么！村里的年轻人走光了，只剩下老人种地，山坡梁上的荒地都退耕了。我说，听说这里十年九旱，庄稼收成很不好？羊倌看着我，仿佛我的话难以理解，然后他指着地说，你看么！地里能长啥？今年一年没下雨，该春夏时节不下雨，你看看玉米的长样。说完，羊倌去拦他的羊了。的确，我们从庄稼地埂上穿行，所见的玉米几乎不到半人高，大多都被抛在地里，羊倌说，那都是撇了的（意思即抛弃不要）。往山梁上再走，遇到砖窑，和那里的窑工聊天，我问当地种不种小麦，砖窑的会计说，种莜麦，说完指了指远处山坡洼上杆白稍的庄稼，那就是莜麦。他解释说，不光这里，雁北与晋西北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很少下雨，无霜期短，也就只能种些适合当地生长的粗粮，比如糜子、土豆、玉米、大豆、荞麦、莜麦等作物。当然，现在几乎家家都有出外打工的，现在谁也不至于饿死。开了话头，这个通文墨的庄稼人开始滔滔不绝，说他自己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闹饥荒的事情，其实，当时全国大部分地方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包括右玉在内的灾民依然走西口，到内蒙去，当时内蒙还是能接济一些粮食给这些灾民的。窑上会计说，当时内蒙自治区主席是乌兰夫，说口内逃荒的人既然来了，也就接纳为当地人，住下生产。

到了杀虎口，沿途鲜有平坦地段，杀虎口更是四面临谷，重峦叠嶂，沿着古道上杀虎堡、平集堡，断壁残垣的堡子里少有像样的房子，剩下不多的住户以城墙上拆下来的砖石为基的土坯房为主，破烂的板门，挂在乱石和柴禾围起来的土院子狗吠鸡鸣，时而有出入的老者。下得堡子，穿过一个小沟川，看见河滩地上一家母女在收拾玉米，大约半片地里的玉米尚未收割，女主人说，撇了，没玉米，现在日子过得去，谁也不指望那些。女人边弯腰收拾玉米秸秆边叹息说，一年没下雨了，庄稼都瞎了（没收成）。我们提出去她家看看，她笑了笑，同意了。五间瓦房是新盖的，砖木结构，日子看起来还不错，没有围墙的院子里，菜园的辣椒、葱和卷心菜倒长得蓬勃诱人，围栏边开着猩红的花草。家里丈夫看起来作点生意活路，家里一儿一女，都在凉城县上中学。我问为什么去凉城，小姑娘回答说，凉城中学的教学质量高。

因为山野古堡里住户稀疏，家家都养狗，我们在残破的老城墙下转悠，冷不丁就被狂吠的大狗吓一跳。堡子西北角也住着几户人家，两只驴在一片闲地里踢腾，一家破房子门口，老俩口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土豆，问及年龄，老人说已经八十六了。后来听邻居说，这个老人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杀虎口。

离开杀虎口去和林格尔，一路都是山峦沟壑，裸露出来的石头上堆积着黄土，从和林格尔到清水河，倒是看到不少的平坦地貌，在雨雾中，地里的玉米大都收割堆积在人家的院子里，田野纵横处，尚有没收割的莜麦和荞麦等作物。当年从口内跑出来的人，有许多就来到清水河定居。

正如县志所说，偏关基本都是丘陵沟壑，河曲保德也是如此，唯有黄河经过的河谷以及支流，尚有临河的一些谷地，算是不错的田亩了。在沿途的寂寞到无奈的时候，才会闪出山洼上聚集的石凿窑洞村镇，被连绵的群山压抑着。沿着黄河向南拐弯的所有州县行走，除了感到这黄土连绵的大山的壮观，就只能深感这大山里的寂寞和无奈了。你看那山梁上的细白小路，不知道是通向山后的那个更为偏僻的村落和小镇，山颠上被岁月所摧蚀的长城烽火台，也只为群山增加了一点点高度。

鉴于一路的印象，到了偏关、河曲、保德等地，我再也没有和当地人谈过气候、地理条件和灾荒。

偏关县宣传部送给我们一本县志，晚上在宾馆里打开翻阅。事实上，此前我已经对这些地方的资料作过大量的研究。中国整个封建的农耕文明时代，天下的灾荒饿毙千万人口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毋庸置疑，山西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然而曾几何时，这里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之不可抗拒的气候变化，纵使农业文明先进于游牧文明，但是对于雁北、晋西北和陕北的农民来说，这也救不了他们，生在这里，就不得不忍受难以想象的贫穷和荒凉，而口外被开垦的肥沃良田，对他们来说便是不可遏制的诱惑。

气候学家、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农业文明时代，大地理气候的不、剧烈变化，直接导致社会的严重动荡，这基本已经成了规律，天下遇灾，农民首先面临饿死的严酷现实，一旦连年灾害，农业生产有限的储备根本无法应付，以致大量灾民背井离乡，转辗流窜，社会因此更加动荡。一旦天旱逢灾，不但长城以南，长城以北那些马背上的游牧民人自然也没好日子，粮食衣物等日用物资奇缺必然导致游牧民族挥戈南下，抢夺粮食，此时，若使无力抵抗，“穷走北，富走南”，官绅以及地主富户必难逃避难，无法逃离的穷人只好迎着铁蹄矛戈，听任命运的处决。

既然上述地区在边关要塞，自是首当其冲。中国的方志里，从不缺少的便是对灾荒的记述。荒年饥号，变卖家产田亩，甚至卖儿卖女、人相食的事件也常发生。在明代后期，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尾声一样，政治腐败不堪，加以灾荒，更是豪强劣绅加紧豪夺土地资源的好时机，历史记载，明崇祯二年陕西大灾荒，安塞城路边到处都是嚎啕的弃婴，饿毙者的尸体恶臭熏天，当地人有用人骨当柴薪，以人肉当锅中食的，而那些吃了人肉的，身体燥热，面目赤肿，又因内烧而死，城外沟壕里尸体如山，遭受灾荒的农民，加以丧失赖以生存的资料，成为流民甚至流寇、聚集起义更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旦起义失败，或被斩杀、或被收编，或亡命深山或蛮荒之境，成为杀人越货的匪患。我们将要说到的西口移民历史中，大漠盗匪将成为重要角色出现。

清初，王公贵族的圈地活动更十分严重，晋陕地区的农人又遭破产，这些是大批底层百姓纷纷离家、移民他乡的一个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