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冬季，笔者撰写的题为《〈生命之约：中国戏曲本体新论〉导言》一文发表不久，在某所著名高校任教的一位朋友曾在电话中开玩笑地说：老兄，读了您的“导言”，比照自己的研究，蓦地出现一种莫名的困惑——仿佛自己以前的研究工作顿时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位朋友如此坦言，是谦虚，也是调侃，其实，这种“困惑”在戏曲理论界是普遍存在的。它并非完全是研究主体的个体因素所为，更多地是戏曲领域的研究者集体的趋从行为所致。这种趋从行为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一种学术传统、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不约而同的行为取向。它一方面形成了戏曲评论中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戏曲理论研究领域诸多学者的集体失语，造成了戏曲领域学术研究的不平衡。

    就“困惑”之源，它来自于以下方面：

    首先，在戏曲学术研究中存在重视评论、轻视基础性研究的学术风气。由于中、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在理论上的研究采取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入思方式，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从而使中西方戏剧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言说方式和不同的理论形态。西方更注重于对戏剧艺术作整体的追根溯源的发问，与这一入思方式和言说方式相一致的理论形态便是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学术体系的建立。因而，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至席勒、狄德罗、约翰·霍华德·劳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罗伯特·科恩、阿·尼科尔、马丁·埃斯林、斯泰恩等等，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均具有自成体系的戏剧理论专著出现，这些理论专著不仅具有历史的承继性，更有历史的延续性，共同构成了西方戏剧理论的完整体系。而中国戏曲的研究，在古代多是以点评、随笔、观感等文体形式，碎花碎玉般地散见于古代各种文体中，而自成体系的戏剧学专著相对较少。1959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上自唐代，下至清末民初，遍选戏曲论著48种，而且这些“论著”中有些尚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论”著，更多体现出的是观感、随笔的性质，如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宋人王灼的《碧鸡漫志》，明人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清人焦循的《剧说》、《花部农谭》等等。受这一学术传统的影响，在历代戏曲学术研究中，点评、评论极为发达，基础性研究则相对薄弱。自近代王国维始，基础性的戏曲研究虽有所加强，但及至当今仍不能与戏曲评论相比肩。这种“重评论，轻基础”的研究倾向，一方面是传统的学术风尚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上文所言的戏曲学术界整体的价值取向和集体趋从性所致。特别是在当今戏曲界的学术研究中，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戏曲评论相对于厚积薄发的基础性研究，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能更有效、更及时地传达给接受群体，从而也使之具有更快更多的个人利益回报。

    在当今戏曲研究领域，戏曲评论可分为三种：首先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的评论，在这种评论中，不论其评论的对象是戏曲文本，或是戏曲学术著作，抑或是戏曲演出，评论者所言多为溢美之词，这种评论笔者称之为“歌颂式评论”。其二是“冤家对头似的”的评论，评论者面对着评论对象，不顾客观事实，别人说好，他偏要说坏；别人说坏，他偏要说好。仿佛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充满着谎言和诡辩，以求轰动效应。这种评论笔者称之为“反调式评论”。不论“歌颂式评论”抑或“反调式评论”，多充满着投机和炒作，对戏曲学术研究和建设均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却具有很大危害性。其三是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评论。这种评论是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的“链接”，上源对戏曲的创作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对戏曲作品的传播和社会成员艺术素养、审美品位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下端开启了戏曲学术研究的源头，为戏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和观点，且自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即使这种评论，由于其自身的社会价值的时效性，相对于基础性研究仍然是当今戏曲领域多数研究主体价值选择的指向所在。

    正是戏曲评论占有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构成了短期内难以更改的学术语境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话语霸权，挤压着戏曲学术界基础性研究的空间。再加上基础性研究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使基础性研究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人才智力的自然配备、学术平台的运用乃至公共媒体的关注度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导致了戏曲界基础性学术研究的下滑。

    其次，当今戏曲界学术研究中另一个突出问题即是学术观念滞后，理论创新不足。纵观当今学术界，单纯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字句点评”式的文本研究，虽还在普及性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已非学术研究的主流。当今的学术研究更侧重于以文本和具体的研究对象为依托的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的研究，这似乎已成为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而戏曲界的学术研究则与其似乎刚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在戏曲学术研究中，戏曲本体论、戏曲文化学、戏曲人类学、戏曲社会学、戏曲宗教学、戏曲民俗学、戏曲观众学等学科研究至今尚是学科空白的原因。这一状况必然导致戏曲研究的学术之路愈走愈窄，且形成一种浅层次、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戏曲界历来是学术研究较为保守和较为滞后的领域，这一方面是由戏曲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重负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戏曲从业人员多偏重于形而下的艺术实践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体现为戏曲学术界人文观念的僵化。这种人文观念的僵化不仅直接阻碍了戏曲研究过程中新方法、新视角以及新的理论工具的运用和融入，也阻碍了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限制了戏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导致了戏曲领域的学术研究只能在传统的研究界域内徘徊不前，只会在本已狭小的研究范围内进一步缩小研究范围，并使用早已过时的理论进行着低层次的研究。这种恶性循环若没有新鲜的学术空气融入，单靠其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

    再次，由于上文所言的学术观念滞后、学术研究创新性不足，导致了戏曲学术界诸多新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真正展开，如关于戏曲本体论的研究、关于戏曲人类学的研究、关于戏曲宗教学的研究等等，即使在戏曲研究早已成熟的领域——戏曲史的研究中，更深入的研究层面，如戏曲历史学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如果戏曲学术的诸多领域难以展开研究，那么戏曲界学术研究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下去。例如，戏曲史的研究是戏曲研究领域中最为成熟的学科，然而，如果“戏曲史学”的研究没有跟上，那么“戏曲史”的研究只能停留在目前的从“文献史料”到“时间线索上事件的编排和史料的罗列”这一水平上，不可能有太大的学术突破。这是因为，“戏曲史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历史文献和历史材料，它所关注的更多是面对历史材料和文献，研究者所拥有的历史观感和时间观念，所采取的立论方法和审视视角，所运用的理论工具和历史文献的解读方式，特别是在历史叙事中所采用的言说方式和逻辑基点等等。历史叙事中任何时间观念的更换、方法和视角的选择、言说方式的不同、逻辑基点的位移以及面对历史文献不同的解读方式等等些微的变化，均会导致不同的历史图景和历史结论。所以，戏曲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传统的研究界域内，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科不能很好地展开或建立，对戏曲更为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就无法得到开展和深入！戏曲学术界就必然会陷入浅层次、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恶性循环中。

    我们只有真正解决了当下戏曲学术领域存在的以上诸多问题，厘清学术研究的思路，才能真正从戏曲研究的当下困惑中走出来，从浅层次、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在清醒的行为意识和学术研究的自觉中，拓展戏曲理论研究的领域，深化戏曲学术研究的层次。只有如此，我们在戏曲领域的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中，才会少一些困惑，多一些清醒和自信！

    （作者：陈友峰　为《戏曲艺术》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