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之死

              文  秋阳

薛涛的尸体是在凌晨被发现的，俯卧在生料罐附近的坑洼不平的阴影里，用俯卧这个词形容他死的姿势很恰当，上肢呈投降状，面部及整个身体，着地。

薛涛，二十一岁，因抢劫被判刑三年，刑期已经执行了一年三个月。蛮帅气的一个小伙子。

巡岗员查岗多数不尽职，薛涛死的这个班次，就没有人查岗，不然，发现他不在其位，怎么也会寻找一下的，起码会喊两嗓子，这是职责。

薛涛在生料罐顶层看护生料铰刀，遇到机器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才有事干，平常就懒坐在破铁椅子上打瞌睡，这是一个比较轻快的差事，但是离岗或睡死了是万万不可的。先不说违反监规纪律这一说，单说设备，万一发生故障，整个生料线停产，或许全厂停摆。经营过水泥厂的或在水泥厂工作过的都知道这道理。

我们这儿是监狱同时也是一家小型规模的水泥厂，押犯既要在此接受改造又要为这个厂劳动，这是法律规定的。经济效益时好时坏，与社会工厂差不多，这是题外话。

薛涛被发现的时候，一丝生气都没有了，但依然遵程序被送往了监狱医院。严格的讲，送去的不是薛涛，是尸体。人生就这么残酷，活生生时，不管他英俊丑陋或是高贵卑微，在你眼里都起码是个自然人，但是一旦停止呼吸，马上就变得陌生起来。在把薛涛抬上救治车的前前后后，就费了很大的事，因为没有人搭手，领导们一脸愁容，木立一边，值班警官和他的狱友们也肃然，似在看一具僵硬了的动物，就连平时和他关系不错的值班长也是如此。抬上救治车送往再好的医院，也没有用，不知是否基于这个原因，也未可知。

很明显，这是非正常死亡，依照法律规定要报告驻狱检察机关的，如若他杀，要立案侦破，否则就要排除，之后，要确定是自杀还是意外（包含猝死）。做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接触他的家人。如果是他杀的话，破案的过程既繁琐又辛苦。监狱本是改造人的机构，发生了凶杀案，无论是谋杀还是激情杀人，都是万万不该的，按照当时的纪律处分规定，有些领导有些警官是要负行政责任的。九四年之前，《监狱法》还没有实施，是否负法律责任这块还是空白。排除他杀后，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但当事人所承担的内外压力会小许多，当然责任也会轻一些。

坐上监狱派的车子，我和一位管教主任来到薛涛的家，几十里远的一个乡村。因为是警车的缘故，村民对我们怀有特别的戒意，不告诉我们薛涛的家在哪儿。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少和外界打交道，这让我们意外，不然的话会着便装开非警车辆了。好在村书记和他们不一样，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立即就把我们领到薛涛父母处，就在我们第一次停车问人的地方，但是门上一把大锁，把我们拒在了门外。后来支书从薛涛叔叔那儿打听到，他父母均在五公里外的一个镇打工。

我们小心的给薛涛父母表达了我们的目的，请他们去一趟监狱，最好现在。当然我们没说薛涛已死亡，这是领导交代的。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一是怕老人激动，我们无法继续下一步工作，二是我们只负责把他们接到单位，剩下的工作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做。因为处理这类的事，我们基层监区干警并不擅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和死亡家属谈话与谈判差不多，里边有很多的具体问题，监狱想知道家属的态度，家属想知道死亡人的具体情况，一旦言差语错，谈判谈不下去还是小事，家属情绪过分激动，出了大乱子，就是大事了。那个时代没有维稳这个词，但稳定对方的情绪是处理这件事的前提。

尸检的结果是内脏受损而死，不排除他杀，也就是说有他杀的可能。模糊的结论，让我们怀疑此法医的水平。提出再次尸检，依照规定，由另一家有资格进行法医鉴定的司法机关尸检，但是结果同前。

监狱成立了专案组，把那天夜里与薛涛有过接触的人全部隔离了起来，加以询问。一月后，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现场检查仍然一无所获。薛涛死亡的现场没有任何异样，身体表层没有伤痕，劳动岗位的周围，上下料罐的楼梯上，及现场都没有血痕或剧烈的打斗挣扎痕迹。内脏是怎么遭受撞击而死亡的呢？生料铰刀距地面大约有十米高，安放长长轨道的走廊两旁有几个窗户，是否从窗户里故意跳出来或不慎摔出来呢？可能性虽然有，但是十米高的距离摔下来的话，不管怎么样身体都会有擦伤的，薛涛死亡时是初夏，只穿一身秋衣，另，窗口附近也没勘查出任何异样。

被隔离的人逐渐被解除了，因为没有找到他们杀人的任何证据和线索，留在隔离室的只有一个薛涛所在班组的组长，这人是多次犯罪，那晚他离薛涛的岗位最近，平时夜间就餐的时候他经常和薛涛一起，但那晚他们不但没在一起，而且薛涛死亡被发现的时候，他作为小组长不仅没最先知道而且在巡岗查岗方面都没有尽到职。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与薛涛的死亡有关，但留下他继续审讯，是期盼万一有个意外收获，也好对此有个交代。

专门谈判人员在和薛涛父母交谈的时候，获得这么个信息：一，薛涛从小有头晕毛病，在家时，由于没有发生过较厉害的症状，故也未去医院检查，所以究竟是什么病，不确定，监区干警也反映该犯因常常眩晕才由重工序调至现在的岗位；二，因为薛涛的犯罪，家人精神压力很大，父母感觉脸面尽失，随出外打工，夜里很晚才回家，这样既少和乡人接触也能增加点收入；三，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薛涛蹲牢被退婚。会见的时候，家人出于教育他的目的，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他。九十年代初和七八十年代差不多，家庭里若有蹲监狱的亲人，会怀有一种难以见人的羞耻感。不像现在，来探监的亲属可以把脸扬的很高，心态放得很好。多数释放出去的犯人也没感觉低人一等，有的甚至耀武扬威，自认为有了可以炫耀的资本。所以说，家人的遭遇和感受是否影响了薛涛的心理变化甚至厌世，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三次尸检时，我另有任务，没有参与，只知道请了省一级的法医。大致意思是：有眩晕史，外力致胸腔内心脏肝肺器官受损，引起死亡。结合薛涛父母的叙述，我们只能推断，薛涛在下楼梯的时候，可能眩晕得厉害，当时料罐附近没有灯光，地面又坑洼不平，一时没注意脚下，磕倒损害胸腔器官致死。

最终法医鉴定结论是：意外死亡。

薛涛父母在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种情况，即使有异议，又能怎样呢？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感觉着案件太蹊跷了，年轻力壮的，磕倒着地，怎么就损害了赖以存活的重要器官而致命呢？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薛涛的形象已经模糊，但这件事仍记忆犹新。我在想法医的结论没有变化的话，这案子怎么了结？如果放在现在的话，依照目前的规定，处理一批人是很有可能的，但此案的定性会是怎样呢？

岁月流逝，水泥厂因污染问题早于十年前就被夷为平地了，旧址早已竖起幢幢住宅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