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看春晚是八四年的春节。

离我家隔了一个街道的同乡家，有一台黑白电视。

之前不知道春晚这档子事，去看的原因是因为年三十吃完饺子实在是没事干，恰巧他家有台电视机，十四寸的。

那台叫春晚的节目吸引了我，他老婆都哄孩子睡觉了我也没舍得离开，他们就一间屋，我是坐在他家床沿上看的。

次年开学，当很多同学在为没有看到春晚而惋惜的时候，我却能挨个把节目单给大伙报一遍，班文艺委员也是个超级歌迷，一个月的时间，就领着我们挨个把春晚歌曲学了一遍，《我的中国心》《回娘家》《大海啊故乡》《请到天涯海角来》《阿里山的姑娘》等等。尤其喜欢港台人唱得那几首，那阵的印象，通俗歌曲只有港台人唱得好，也有这么个说法，三流的港台歌星好于大陆一流的歌唱家。

八四年春晚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神经，同时也刺激了艺人商人和媒体，所以八五年的时候，春晚就搬到了一家体育馆，当红影星的凑群，女排明星的投篮，十分钟的广插播告，主持阿源的喋喋不休，让观众在次年给与了猛烈地抨击。能记得住的只有一首《十五的月亮》，朱陈的小品因为到了体育场反而没有了圆桌下的喜庆。正式的主持在八五年正式登陆各大晚会，从此报幕员这个无足轻重的职位被主持替代，如果说这也算是收获的是，应该是春晚的第二成绩。

八六年，春晚回归室内圆桌，场地大了许多，舞台布置更喜庆了一些。这时，哥哥已结婚，有台外壳是木头的东芝大彩电，那阵子，无论穷富，最想有的家用财产就是彩电了。回老家过年，哥哥早早把彩电移回老家，一是年三十看春晚，二是这个贵重的东西放在小新家里不放心，那个时候的贼特钟情于彩电。想想那时候人也坚决，用自行车，把彩电驮来驼去，辛苦不说，费事。接下来，每年就能安安稳稳的在自己家看完春晚了。乡下里，彩电很稀罕的，邻居们都跑到我家看春晚，板凳不够用，我和哥哥嫂子站着看，一直到李谷一把那首《难忘今宵》唱完。

有一年，彩电价格猛涨，我的小存折还没攒够一台彩电钱，就急不可待的拉饥荒买了一台，十八存，立式的，杂牌子。第一年放在老家看完春晚之后，好几年才找到电视的女主人，后来电视女主人的女友来串门，说，你家电视怎么是旧的，老婆大人脸上马上变了色，嗨，这是闲话，那阵我这情况的不少。

有了电视，又有了录放机，我就把每年的春晚节目都录下来，隔一段时间就倒倒带，像带极爱返潮。大约存了有十年的节目，后来影碟机铺天盖地了，影带也不知所终。这一切，都源于对春晚的爱戴。

很多人都说春晚是鸡肋，无奈的说难看也得看。我还是每年坚持看，但也许是年龄和审美的关系，没了当初的热爱，犹如饺子，在物质极贫乏的岁月，是多么盼望过年啊，还不就是为了能顿顿吃饺子，现在呢，顿顿再是饺子的话，就是一种负担了。

不过，实事求是的讲，春晚的节目在艺术性观赏性上还是每年都有进步的，只不过制作者的想法太多，包括全面性功利性商业性以及政治性。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节目，如果承载的负担过度的话，就不是一台文艺节目了。犹如饺子，你要是非说饺子孬好代表一种制度的优越性的话，那这饺子就没法做了，吃的人连筷子也不敢动了。

再有不到十小时，又是春晚了，算起来，今年是第三十一年，除了第一届，我连看二十九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