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溯源澧水之津市篇：
(2010-10-31 1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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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澧水之津市篇：
津市：泥沙冲出的一座城http://s11/middle/4d9eba51x93e3b4025b8a&690
津市市北区全景图（资料图片）
兰津古渡口是涔水澹水汇入澧水之处，是津市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如今这个渡口已经被废弃多年，不远处的造船厂正在建造一艘新货船。
津市：建制沿革
千古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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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山姜女庙里的孟姜女娘娘雕像。
站在嘉山上眺望津市城区附近的孟姜洲。
爷爷不是说书人，不会“且听下回分解”，也不会绘声绘色地煽情，他只是直白地把某个故事告诉你。
爷爷说的孟姜女故事很简单。他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民很苦，都去修万里长城了，累死病死了的都埋在长城底下，孟姜女的丈夫也修城去了，三年未归，她就去找，找到修城的地方也没有找到。她就哭，哭得很伤心，很凄惨，这时长城轰地一下倒了，露出很多白骨。
我的印象中爷爷只说了这么多，就算是还说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就这么简单的故事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秦始皇的残暴，不把人的命当回事；二是孟姜女的痴情，哭丈夫是真心实意的哭，能把长城哭倒，很不简单。不像我们村里有些妇女，哭丈夫经常哭走题。
说实在的，后来几十年读书工作，与文字书籍打交道，我没有认真读过孟姜女。人家说起孟姜女，或在诗文里遇到孟姜女，我都是用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孟姜女佐证。
几年前，一次出差，途经津市，路旁一块赫大的路牌引起了我的注意：嘉山，孟姜女故里。孟姜女故里在嘉山？惊奇之余我决定找机会到嘉山看看。
嘉山离津市城区只有7.5公里，离常德市城区也只有几十公里。上周，我从常德出发，一个多小时就把车开到了山顶。嘉山为武陵山余脉，山不高，147米。远望嘉山，犹如一头巨牛，卧于西洞庭湖畔。故山之东北有牛背冈之称。站在山顶孟姜女望夫台处极目远眺，虽不见当年八百里洞庭的烟波浩淼，却也是万顷平畴，绿色氤氲。
相传嘉山南麓为孟姜女的出生地，山上有许多孟姜女的遗存。主要的遗存当数孟姜祠。孟姜祠又名贞烈祠，明代李如圭等倡议修建。
李如圭非等闲之辈。李如圭澧州人氏，明嘉靖工、户两部尚书，那可是正部级实职。正德年间，李如圭还在监察都御史任上居家养病时就曾动念建祠，以表彰孟姜女。嘉靖辛卯（1531年）秋，他在延绥赈灾后回澧州。途中他得知陕西西安府同官县等地也有孟姜女的遗存，回澧州后即与知州汪倬商量修建贞节祠。在工程即将完工时，湖广巡抚林大辂来到澧州，林又布置汪倬增修，并在祠中塑像。竣工后李如圭写了《贞节祠记》。
孟姜女在沅澧民间本来就有很好的基础，加上官方的推动，自然就会更广泛流传。自明嘉靖到清朝，到民国，嘉山孟姜女贞烈祠香火不断。祠堂是累毁累修，最后一次毁于1954年的一场大火。
李如圭的功劳不只在于主持修建了孟姜祠，更重要的是他把当地的孟姜女的传说与陕西同官的传说合并起来，使故事更加合情合理。李如圭在《贞节祠记》里交待得很清楚。他首先动念建祠中止的原因是不知其寻夫的结果。到了陕西同官他才知道孟姜女到了长城，并且找到了范郎的骸骨。在负骸骨回走时，行至延安宜君，甚渴，不得茶，哭泣，地泉涌出，供其解渴，当地人名此为“哭泉”。孟姜女是走到同官时劳累而亡的。同官人表彰她的贞烈，凿石为祠，塑像，供人祭祀。
李如圭这样一合并推介，影响就大了。现代研究孟姜女的开山祖顾颉刚先生评价说：“湖南的孟姜女故事似乎到明代才露脸的，但很不可轻视。”同官人也信了李如圭的话，认定孟姜女是澧州人，死在同官。这一说还影响到了云南等地。
祠前有望夫台，那是孟姜女企盼丈夫回归的驻足之地；侧有镜石，环墙四周有绣竹，又名刺竹，破碎如丝，传为孟姜女针黹时念远所为，南坡还有一眼小井，历经千载水盈不涸，传为孟姜女井中沐浴时被藏在树上的范郎窥见而结为秦晋的那口井，所以名为澡井。
下得山来，已是中午时分。津市宣传部的同行还帮我请来了津市孟姜女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泸、谭兴烈等专家。王荫槐专家未到也捎来了《嘉山风情》一书。他们几位可谓是孟姜女的铁杆“粉丝”，说起孟姜女慷慨激昂，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或两本未出版的孟姜女专著。那可是他们几十年的心血。幸好来津市之前还多少做了点功课，不至于纯外行。
来津市之前我在网上把“孟姜女故事”百度一下，煞是热闹，我择其要浏览了一些文章。又到市图书馆借来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并重点阅读了顾颉刚先生的文章。我还阅读了应国斌先生的《漫说嘉山孟姜女》，真是学然后知不足也。
最值得敬佩的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真正称得上孟姜女研究的奠基者。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孟姜女研究让后来者很难超越他。他从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研究孟姜女，材料的占有也是空前的。
孟姜女的故事从何而来？研究者极感兴趣。顾先生追寻到了《左传》。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云：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室。
这是说，齐将杞梁在莒国战死，齐侯回来，在郊外遇见他的妻子，向她吊唁。她不以为然，说：“若杞梁有罪，也不必吊；倘使没有罪，他还有家，我不应该在郊外受你的吊。”齐侯听了她的话，便到他的家里去吊了。其实，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杞梁之妻只是一个知礼的妇人，与孟姜女相去甚远。
《孟子·告子章句下》：
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这则是孟子与淳于髡的一场辩论。王豹是卫国的歌手，绵驹是齐国的歌手，受他们的影响，“河西”和“齐右”的人都会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泣自己的丈夫，因此而改变了齐国的风俗。这一段引文也只能说明杞梁妻善哭，与城无关，与长城更无关，这都是秦以前的事。
到了西汉后期的《说苑》有了杞梁妻把城哭崩的记载。
真正构成较为完整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记载见于《同贤记》。但《同贤记》不知何人所撰，也未见于中国的任何书目，仅仅从《琱玉集》残卷中找到几条。而《琱玉集》本身也仅在北宋的《崇文总目》与南宋的《通志·艺文略》中见其名称，在中国已成为佚书，在日本也仅存两卷。《琱玉集》卷一二《感应篇》“杞梁之妻泣而使城崩”项目下，引出《同贤记》的记载，并指出：“二说不同，不知孰是。”其内容如下：
杞梁，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园树上。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因何至此？”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从役，而筑长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仲姿曰：“请为君妻。”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在深宫，容貌艳丽，焉为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也。”遂以状陈父，而父许之。夫妇礼毕，良返于服役之处。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杀之，并筑城内。起不知死，遣仆欲往代之，闻良已死，并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啼哭。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便将归葬之也。
上面这段文字引于《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日本饭仓照平著。这里我们看到了孟姜女故事的梗概，故事在这里基本定型，以至到现在这故事的框架也没有多大变化。学者们研究《同贤记》应为中唐以前人所作。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就有“二说”，并非谁转化为谁。
《同贤记》散佚了，孟姜女的故事并没有散佚，相反，这之后孟姜女故事在全国各地民间以自己的方式流传着，发展着，于是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孟姜女，建有许多的姜女庙。这并不奇怪，民间文学的特性正是如此，哪个说书人不想把孟姜女说成是本乡本土的人呢？正如时下流行的“段子”，说段子的人都喜欢把段子中的人和事说成是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
顾颉刚先生从历史典籍里探寻孟姜女故事的演变过程，即孟姜女由杞梁妻演变而来。作为学术研究之一说有其意义，但不能完全肯定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所以，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前苏联学者鲍·李福清在其专著里指出：“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一般的读者也会感觉到从杞梁妻转变到孟姜女有些牵强。
我从网上浏览到，有人撰文说：“孟姜女哭错了长城。孟姜女哭的应该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此说并无新意，只是把顾先生的话说得更绝对化了一些而已。对此我倒有一说法：如果也有人哭倒了齐长城，那不是孟姜女，而是别人。哭倒秦长城的肯定是孟姜女。
理由很简单：一，广大的民众已经接受了孟姜女哭倒秦长城的故事，我们学者没有权力改变这一事实。二，孟姜女如果不是哭倒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故事就没有如此大的震撼力，也不会流传至今。三，秦长城也值得一哭。
秦始皇的功过无需在这里评说。对秦始皇的暴政以及繁重的徭役、赋税民间自然会有民间的反应。史家们说，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据现代史家范文澜先生计算，秦朝为了建筑宫殿、陵墓、征伐异族、屯戍边地及筑长城等，征用人力不下三百万，杂役的调用还不算在内，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如此看来“孟姜女”在全国真还不只一个，而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孟姜女只是她们的代名词。长城不只秦时修，徭役不只秦时有，所以“孟姜女”得以流传至今。
学者们习惯将孟姜女哭长城、梁祝、牛郎织女、白蛇传并称中国四大民间爱情神话传说。后两则的神话色彩很浓，梁祝也因“化蝶”情节带有些神话色彩，而孟姜女更多的像故事，至于哭倒长城也不像神话，而是一种民间表达。痛恨之极，无计可施，惟有哭倒，才解其恨。这是文学的夸张。湖南的民歌说孟姜女寻夫有“踢一脚来哭一声，万里城墙齐齐崩”的话更是老百姓的语言表达方式。可否这样理解，在文人们诗文里的深闺怨妇，在民间则是孟姜女。
鲍·李福清在其专著里指出：“一个故事情节在口头中能活多久？这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十分关心的问题。运用西方文学资料却无法回答，因为在欧洲，一些比较古老的情节到了十九世纪就无法找到什么新材料了。但是孟姜女传说却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孟姜女故事能广泛地完整地流传这么多年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爷爷给我说孟姜女故事的语境已不记得了，但当时的农民比现在苦多了是肯定的。说实话，现在的农民已不太说孟姜女的故事了，时下的“孟姜女热”是政府主导的文化热而热起来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汪肯堂
水运聚散话津市
津市当年水运的繁荣，只能在图片和人们的记忆中追寻了。
津市市区在明朝以前是一片被称为渔丝湖的水面。因江湖顶托沉沙堆积成三个品字形的小洲。这个三足鼎立的小洲被称为打渔洲、晒网洲、落雁洲。三洲之地“上迎澧水，下居澹水渡口，故亦称澹津”。三洲渐长，人居渐多，设了渡，有了桥，有了鱼市买卖。最早记载津市的文字是明朝文人何景明写的《津市打渔歌》，“夜来水涨没沙背，津市家家有鱼卖”。后因为众所周知的荆江北岸堵口，松滋河、虎渡河南侵，澧水改道向南，加剧了这块河洲的泥沙沉积，三洲迅速扩展。明朝万历年间文学家袁中道在《澧游记》中这样介绍津市：“从涔水交会处西上十余里，有千家之聚名曰津市。”袁中道比何景明晚出生87年，他看到的津市已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有“千家之聚”的集镇。
被水成就的津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运之利。上溯澧水至澧县、石门、慈利、大庸、桑植。顺流澧水入洞庭是去常德、益阳、长沙、岳阳、武汉的航运水道。往北从澧水入虎渡河可进湖北沙市、宜昌。澧水支流涔水、澹水在市境内小渡口与澧水汇合。澧水为津市沟通了东南西北的黄金水道。津市成为了澧水与洞庭湖、湘西山区与滨湖平原、鄂西南与湘西北的交通枢纽。到清朝雍正年间，津市已是“市长数里，约万余户”。为维护此处治安，澧州府在此设立“嘉山巡检司”。到清朝中叶，津市已是“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重，炊烟万户”的商业重镇。这时的津市街长7里，依水附形，有街巷48条。到清朝末年，津市凭借着优良的交通优势发展成湘鄂边境和九澧流域的中心商埠。随商业需求形成的手工加工业也日渐兴起。“湖南的津市，湖北的沙市”并称商埠双雄，声名远播。
鸦片战争，外敌入侵，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诸多先进文明，处于信息交汇处的津市得风气之先。1915年开制衣厂引进缝纫机；1916年在湘西北首创电灯公司、首开大轮船辟长沙至津市航线；1917年开办国际快速函件业务；1932年首映无声电影；1934年开通国内长途电话；1941年有了市内电话。一系列的现代化元素都在第一时间登陆津市，津市的经济地位远远超出了周边。当时的津市在湘鄂边境举足轻重，松澧平原上盛产的棉花、粮食、油菜要从这里转运，西部山区出产的桐油、木材、药材在这里加工出售。粮棉油煤盐等大宗货物调运牵动长沙武汉，仅棉花一项占居全省销量的一半以上，桐油市场也占了四分之一强。
抗战爆发，武汉、沙市相继沦陷。而津市因地处内陆相对安全，沦陷区移民纷纷来此避难。一个仅有1.4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的小镇涌来了10万之众。一时间，津市城里人声鼎沸，郊野暴满，各路人马挂牌竖旗，开店设坊。货物堆积如山，商贸交易繁盛。据194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津市有药铺36家、茶馆300余家、旅社酒店76家、剧场5所、小商贩1000多户、商家3300户。然而，这种畸形的繁荣伴着抗战的胜利随水而逝。
古代津市无志，因为它一直属于澧州城的一部分。1949年8月津市建市。但随后的30年中建置归属多变，从澧县县辖市改为常德行政专署专辖市，后又撤市建镇属澧县，再后又定为省辖市由常德代管。与澧县几分几合，直到1979年才稳定立市。津市到1993年才出版第一部《津市志》。
解放后津市不仅承接原有的地理优势发展商贸，还在原有手工业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50年代从以前单纯的农副产品加起步兴办造纸厂、猪鬃厂、制革厂、缫丝厂、味精厂、造漆厂逐步加大工业规模。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引进了湘澧盐矿、湖南拖拉机制造厂，工业格局发生变化。形成了食品、纺织、轻工、化工、机电5大支柱行业和味精、蚊香、糖化酶、丝、绸、猪鬃、油漆等7大拳头产品。七八十年代，一床津市丝绸被面是非常体面的嫁妆。80年代，沅澧流域的家庭主妇都熟悉这几样东西：雪牌精制盐，麦穗牌味精，斑马牌蚊香，乐川牌藕煤炉。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津市某个产品获省优部优的消息，津市轻纺工业在80年代出尽了风头。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澧水水系的变化使津市优势逐步丧失。1954年大水后西洞庭整治，林家滩保河堤堵口，津市至常德的捷径水道断航。从那时起常德走津市水路要绕道牛鼻滩，常德至津市一般都走公路了。1959年松澧分流观音巷堵口，津市至湖北航线中断。1977年澧县黄沙湾堵口，截断澹水至澧水航道。80年代澧水上游相继建临澧青山、慈利城关、茶庵、大庸花岩、石门三江口等闸坝，干流航运只能分段通行。走洞庭湖入长沙的水道倒是畅通，但快速发展的公路交通不断分流其运输份额。1988年，枝柳铁路全线通车，津市原有的水运优势完全终结。澧水上游各县商品都转由铁路进出，外地驻津市的采购站、转运站陆续撤走。1988年津市的国营商业利润还有621万元，到1990年就只有109万元了。现实本来就是一个无情的东西。
近20年，津市在新的交通格局中寻找新的坐标，在困境中努力奋起，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但相对于周边迅猛发展的势头，津市不再容易找到优越的感觉了。
桂花树下古刹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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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同禅寺内有两棵桂花树，开着不同的花，有260年的树龄。进寺朝拜的善男信女经常来到树下休息。
两树相距不到十步，小花一红一白。茂密的枝叶在头顶交织缠绵，抬眼望去已经分不清彼此。在古大同寺，这两株桂花树已经相依相伴了260年。
我们来到津市市郊的大同山脚下，车子先穿过一废置的工厂，同行的本地向导告诉我们，工厂是上世纪60年代建的津市电子管厂，后来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电子管被新技术所取代，退出了历史，工厂也就这样荒废。“说不定几百上千年后又是古遗址了！”向导呵呵一笑。等车子把旧工厂抛在后面，眼前的绿荫便越来越浓，像驶入了一个森林公园。我知道，九澧名刹古大同寺在前方不远处等着我们了。
从山麓到庙前是一排石阶，拾级而上便看到古朴的山门。如果不是门前悬挂着“构建和谐宗教”的横幅，我觉得这里更像“不知魏晋”的世外桃源。穿着休闲运动装、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轻快地超越我们的队伍，他们的笑容在红扑扑的脸颊上绽开，为宁静的古庙增添了别样生气，也提醒着我今夕是何年。
步入山门，迎面一个巨大的“佛”字跃入眼帘。上一个坡型石阶就是庙门了，门额上方有古大同寺四个金字。进入前殿是关公殿，两厢有钟鼓楼，过前殿是大雄宝殿，殿中央供西天佛祖。寺庙一侧是一块绿油油的菜地，想必是僧人或居士栽种，供斋堂用的。菜地后方两株高大粗壮的桂花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走近才发现，树上结满红色的祈愿符。摄影记者蹲在树脚选择一个仰拍的角度，从镜头里看，那蜿蜒而上的枝干就是这株桂花树走过的一条路。它已经走了260年。
相对于古大同寺，桂花树算是“年轻”。古大同寺建于唐懿宗咸通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坐在树下的小石桌上，向导将古大同寺的传说娓娓道来。相传当时山下有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膝下仅有一女嫁为人妇。考虑到晚年依靠，二老将田产数亩交女婿管理，承担二老生养死葬。不料后来女婿女儿变心，放弃赡养之责，让二老忍饥挨饿。于是二老心想“靠亲不如靠神”，乃将田契收回，又将住宅改为家庙，取名慈云庵，戴发修行。二老辞世后，地方绅民便扩庵为寺，取名古大同寺。含有芸芸众生，皈依佛祖，必能“大同无我”、永登极乐之意。而后来有的这两株桂花树，因为枝繁叶茂、相生相伴，被当地人视为夫妻树。常有香客前来祈愿挂红，求得一份美好姻缘。
“据说很灵呢，好多人从外地过来！”听完向导的介绍，树下三五个嗑着瓜子闲坐的游客也忍不住插话。
佛说，莫执着。真爱犹如鬼魅，传说者众多然见者鲜矣。然而，世间又有多少狂男怨女不信这个邪，沉浸在自己为主角的故事里，苦苦追寻一场又一场春梦，为的只是不枉来这人世走一路。一千年前，那对老夫妇看清冷暖，弃亲情而投宗教，才有了今天的古大同。一千年后，未食尽烟火的人们，在离古刹几步之遥处，与桂花树相遇，寄托的却仍是那未了尘缘。■郑彦
问道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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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药王庙的红色大门，仍能遥想当年鼎盛时期的繁荣。
因为这里曾经漫山遍布芍药。
药山寺附近的老人，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汉光武帝刘秀征战沙场，有一次兵败逃亡南楚。当他经过药山时，被那灿如云锦的芍药吸引，倒在花丛中进入梦乡。忽然，一位精神矍铄的高僧飘然而至，刘秀见他器宇不凡，忙求指教如何才能功昭日月，直登九五。高僧指点曰：宗庙之本在于民，凡举事必先审民心而后举……刘秀按高僧指点，最终夺得江山，建立东汉王朝。后来，他临终前吩咐太子刘庄，在药山修寺庙塑高僧金像。此乃药山寺的前身。
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存留于后人头脑中的缓慢长镜头，被反复回放和演绎，丰富着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当我在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来到津市市棠华乡登临药山时，并没有看到文字构筑的、芍药盛开的灿烂景象。
《澧州志》载：“寺建唐太和年间。”据说，药山寺规模宏大，寺内有三大殿宇：前殿关公殿，中殿大雄宝殿，后殿观音殿。寺庙总占地30多亩，蔚为壮观。从山门到关公殿有数十丈之遥，寺里特地喂养了几匹马，每逢黄昏时分，就让僧人骑马关山门。不过现在，我们只能从史料中去神游庙貌巍峨的药山寺了。药山寺历经千余年，虽蒙历代祖师不断修葺，但仍没有逃过上世纪的那场文化浩劫，寺庙几被废毁。
如今的药山寺，在药山村村头山脚很容易找到。山门顶上“曹洞祖庭”四字遒劲铿锵，进门之后没有“骑马关山门”的豁然开朗，而是一派萧瑟的场景——按原寺规模和风格修复的大雄宝殿因为资金问题停工已数年，钢筋水泥在一片青葱树木的背景下尴尬地裸露着。不过，简陋的庙宇仍然香火袅袅。现任住持释元正热情地引领我们去参观一个陈列室，那里悬挂着高僧惟俨的连环画。
惟俨17岁出家，跟随高僧大德参禅悟道，并远溯三峡九江，遍历名山古刹，最终毅然憩止澧阳芍药之山，并开创了禅宗五家七派之一的曹洞宗，法音远播日本、朝鲜、越南。因此，“药山”又成了惟俨大师的别称。连环画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韩愈的大弟子、唐代著名哲学家李翱，任朗州刺史时邀请惟俨去州府讲经未果，只得亲自登山拜访。惟俨见刺史来到山门，也不出来迎接，仍在禅房读经。李翱故意羞怒道：“见面不如闻名！”这时大师终于开口：“太守何得贵耳贱目？”李翱问惟俨：“何为道？”惟俨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茅塞顿开，立即向惟俨禅师呈偈一首：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当我迈上108级台阶，拜谒惟俨大师长眠的化成塔时，体会到一丝云浮青天、水止净瓶的天然境界。头顶是蔚蓝的天，白云犹如透明鱼鳞一般点缀其间，山下是沃野平川，远处是汤汤澧水。住持告诉我们，这山就叫白云山。上世纪80年代，日本佛教参拜团两次专赴药山，于塔前长跪，叩头见血，念经祭祀。只是不知道塔中惟俨，看到此情此景会不会露出欣慰之情？更不知道眼看自己亲手创建的药山寺在当代遭受的破坏和如今步履维艰的修复，又会作何长叹呢?
不过，这也许只是像我这样拘泥于世俗和常识理解的人进行的一番演绎罢了。对我而言，药山寺的前世今生以及这方水土的历史变迁就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女郎，宗教本不是我这一代人所熟悉的领域，人文历史情怀的培养也在应试制度下被忽略。我们生长在这块土地，却从未认真打量过她的面庞，所以我羡慕那从日本远道而来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的药山寺并没有倒塌。当古代的寺庙以及所象征的旧信仰被革命打得落花流水，而新的信仰又尚未形成，从故里寻找精神的源头，做一种问道药山的姿态，或许能抚慰我们平素的焦灼和虚妄，给心灵喂食一碗鸡汤。■郑彦
（备注：以上图文均来源于常德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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