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 四

快要走到尽头的黄包车

   ——满清遗老遗少的长辫子，还是风韵犹存的黄埔码头被微风吹拂掀起下摆的旗袍？

    无数次翻译美国大兵的加尔各答回忆录，最让他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乘坐具有古老东方色彩的黄包车，这样说那是一点也不会过分的。

    2008年5月25日，热风一下子就涌进了机舱。加尔各答给我最激动最有趣的就是人力车，英文叫做“rickshaw（黄包车）”。

    照片说明：加尔各答黄包车（RICKSHAW）执照，市政当局1997年宣布不再颁发这样的执照了。没有执照的为非法，常常招致警察的没收、捣毁还有罚款。车夫一天天老去，就和这些黄包车一样。

    进入这座具有300－400百年历史的1300万人口的大都市的主要街道焦龙基路（Chowronghee）的背街，感觉就好像是电影上旧上海的黄包车随处可见。车夫神情热望地和你打招呼。尽管希望成为世界列强的印度领导人认为黄包车阻碍了他们雄心勃勃的追赶西方和日本的速度，尽管在工业化道路上崛起中的亚洲领导人都认为黄包车上面深深地烙着殖民地辛酸屈辱的伤痕；但是，黄包车和饱经风霜的车夫仍然像是最具磁铁般魅力的印度神秘文化特色的符号，抢足了身穿艳丽无比的民族服装萨丽的印度美女的风头。

    近年来，急于摆脱帝国主义殖民色彩的印度共产党（马）执政的加尔各答市政当局，多次发布了禁止黄包车驶入越来越多的街道的禁令。不仅遭到了具有19，000名正式执照的会员的黄包车联合协会的拼死抵抗，也遭到了拖儿带女的中产阶级的冷遇。他们故意回避取缔黄包车激进派提出的显而易见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保持少见的沉默，因为他们吵吵闹闹的老婆闺女需要和店主进行异常艰苦的讨价还价，更为重要的是要穿梭于东南西北进行价格比较，还有宝贝孩子上学放学；而又并不具备开私家车和出租轿车兜风的能力，所以他们需要这些衣裳褴褛的车夫。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坚强同盟。

    更有甚者，取缔的禁令一发出，遭至了那些最具怀念过去的一切的古老情怀的西方复古派人士的哀伤和悲叹。为了表示对父母伤感的同情和想往，许多年青人居然是复古主义的急先锋，他们组成成群结队的背包族，来到焦龙基路背街的小巷深处，一次又一次报复式的乘坐黄包车，享受着即将一去不复返的昔日大好时光。甚至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英国BBC等无数大牌西方媒体也加入了复古派的队伍派出精明的记者，在加尔各答古老的街道里跟踪拍摄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田园油画般风味的黄包车夫凄绝残美的镜头。

    我们像西方背包族那样拿着“印度旅游指南”，找到了他们爱去的一些老街巷的小旅店。出来闲逛时常常迷失在加尔各答错综复杂的破烂陈旧的古巷中，这样就需要求助于这些黄包车夫。《旅游指南》说和他们讨价还价有些麻烦，但是在我看来，却比那些海盗般的出租车司机来说好多了。再说价格本来实在是不贵的，再远的路也就是在10元的零头之间博弈，实在是一种有趣的交流。再说，大街都禁止他们出行了，想走太远也不可能。我有一次说是要去维多利亚博物馆，结果给了20卢比（5元人民币），但是没有走多元就不能走了，我感觉有些吃亏。

    在40度异常恐怖的高温中，他们穿着破烂的背心，有的赤脚踩在融化的柏油马路上，真正烙下了他们深深的脚印。每天他们的收入就是在100－150卢比之间，相当于人民币的20－30元（他们的确可能向外国乘客要的多了一点）。哪怕按照中国人的标准，那也是在贫困线之间，尽管这样，他们生活的诚实坦荡。注意看他右手拿着一个小小的铃铛，遇到路人时就用铃铛敲打车杆。他们的车一般都是从车行租用来的，每天租车的费用是20－40卢比（4－8元人民币）。据说每三个车夫才有一辆黄包车，一天24小时人休息，车不休息。

     从战争时期的美国人留下来的中国黄包车的照片看，加尔各答的黄包车和我们旧中国的有点不一样。

    首先，我们的黄包车轮胎好像是充气的，而他们的好像就是木轮上包一层胶皮，有的在胶皮外侧又包一层铁皮。还有，我们的黄包车在乘客的脚踩的踏板下面有两个脚架，停车时脚架支撑地面；而他们的是扶手的顶端直接接触地面。

    车夫大都是来自印度最贫穷的比尔哈邦（Bihar State）的农民，我们去过，那些地方土地贫瘠干旱，尽管还是比较平坦。他们往往是许多人居住在最简陋的房子或者窝棚里面，印度人叫做“dera”。尽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紧张，但是对车夫极富同情心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调查，在一个“dera”里，往往是两个誓不两立的教徒混居也相安无事。交纳租金一般都在200－300卢比/月不等。有时是从农村来的一家七八口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面。这里白天是修车店、厨房、起居室，晚上是卧室，也是厕所。

    还有许多的车夫晚上就是夜宿街头，反正印度的天气任何时候都是很热的，躺在外面比没有空调的室内还要舒服。

    这是老街区萨德路不远的一个穆斯林社区，我常常一个人在这个里面慢慢行走很远很远，可以说是典型的贫民区，而不是贫民窟，因为基本上都是居住在小巷两边的低矮的房屋里面，而没有搭建窝棚。这些房子里面显然非常狭小简陋而没有公共水管和卫生间，因为早上居民都来这里刷牙洗脸甚至洗澡的。这个给人刮脸的人旁边就是停放过夜的黄包车，所以他们其中也可能就是车夫。刮脸的人也许是街坊邻居，也许是路人，服务要收费的。

    在黄包车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许多海外的黄包车铁杆车迷无视它的伦理道德和经济学问题，而不厌其烦地探讨黄包车的来源。

    亚洲首富的日本常常站出来维护自己是黄包车诞生地的荣耀。他们引用日语“jin riki sha”，也就是“人力车”。这个日语词汇来源于1867年，那时黄包车和骑马还有马车一起成为了东京的交通三部曲。

    另外一个权威观点尽管并没有对日本是黄包车的故乡提出挑战，但是却说是居住在日本的西方人发明的，他们说是一位叫做Jonathon Goble的居住在横滨的美国浸信会的传教士。那时考虑到了他有病妻子的身体就发明了黄包车，这样她就能够出行了。

那时黄包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对使用了数百年的轿子是一次革命，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差不多有20万黄包车车夫，以后又传遍整个亚洲。

    有人相信是中国商人在1900年把黄包车传入加尔各答的，那时中国人用它们携带货物。49年以后，也就是伟大的1949年，共产党就以和现在差不多印度领导人同样的理由，不由分说地取缔了这种交通工具。

    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感觉比自己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来。当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有钱人的派头。本来出来旅游就是玩，要慢慢走，慢慢看。而坐飞机，一袋烟功夫就走了十万八千里，现在甚至还是夜里飞行，结果什么也看不见。而坐黄包车在小街小巷里面穿行，看着印度的老百姓过去他们自己的有欢乐也有烦恼的生活，也不走自己走路。

    我们小时候，光着脚丫子在草地上奔跑，在农场的河边抓田鸡，晚上到郊区田埂捉蛐蛐然后到昆明胜利堂的汉白玉阶梯的市场上和别人的打架……所有小时候所经历的都是古老的，也都是美好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孩子上小学到腾冲才第一次看见猪，或者是老母鸡带着的一群小鸡，他们感觉到那样的兴奋高兴……

    有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女友告诉我，过去那些穿着长袍马褂，脚登皮鞋，插着一支钢笔，再围着一条白色的围脖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标本式的大学老师的样子是非常迷人的……

    现在工业化有一种文化上疯狂的一致性，把任何不同的国家的千姿百态的文化和传统都变成了可口可乐和蓝色的牛仔裤文化，这样，使得我也感觉满清时期高襟笨拙的女人服装非常好看。

    这样使得，加尔各答的黄包车如同女子的旗袍一样独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