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枝异花

——在正常的逻辑思维中，同因异果的推理是思维混乱的表现，而对幽默感的构成来说却可能出奇制胜——

    在通常情况下，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不同的原因，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同样一个人，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原因、条件，却产生不同的结果，从正常的道理讲来，这是不合逻辑的，作这样的推理者是智力水平低下的表现。而对于幽默感的构成来说却不然，在许多情况下，越是同因异果，越可能构成幽默。

    我们把这叫做同枝异花，好像在同一棵树上开出颜色相反的花朵。这对于大自然来说是不合规律的，可对于园艺家来说恰恰是技艺超群的表现。

    做人总不能总在同一事情上颠过来倒过去而总是有理，然而按幽默感来看，若能颠倒有理，左右逢源，则属智慧与谐趣之上乘。

    爱因斯坦初到纽约，在大街上遇见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见他穿着一件旧大衣，劝他更换一件新的，爱因斯坦回答说：“没有什么关系，在纽约谁也不认识我。”

几年以后，爱因斯坦名声大震，这位朋友又遇见了他，他仍然穿着那件旧大衣。这位朋友劝他去买一件新大衣，爱因斯坦说：“何必呢，现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了。”

    爱因斯坦的过人之处不但在于他甘于淡泊。而且在于肯定相同衣着时，总用了形式上看来是互不相容的理由。以不变应万变，不管情况怎么变幻，理由也跟着变幻，而行为却一点不变。

    这种幽默在人际交往中很有实用价值，它能让你在情况极端变幻的条件下。总是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哪怕互相反对的理由，也都能为己所用。

旅馆职员对前来住宿的旅客说： “对不起，我们的房间全部客满了。”

旅客问：“假如总统来了，也没有房间？”

职员回答：“当然有！”

“好，现在总统没来，那么你是否可以把保留给他的房间给我？”

    这里的妙处在于提出一个极端的假定，然后从肯定与否定的两个方面去考虑，从总统来了，引出房间之有，总统没有来也证明房间之有。

    当然，由于这是从假定前提引伸出来的，因而纯属调笑。其实，该旅馆并不一定真的拥有总统套房，即使真的总统套房空着，旅客也不一定能付得起昂贵的费用。这种调笑的功能不同于科学家的推理，它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但可以缓解你与职员之间的对峙关系。最后很有可能这位旅客住进了并非为总统保留的房间，或者在这位职员的帮助下，他在别的旅馆中找到了适当住房。

    当然这种方法的功能不仅用于松弛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也可以用作相反的目的，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紧张。

    马克·吐温有一次答记者问，说：“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婊子养的。”

    国会议员们大为震怒，纷纷要求马克·吐温澄清或道歉，否则便要诉诸法律。

    几天后，马克·吐温的道歉声明果然登出来了：

    “日前本人在酒席上说有些国会议员是婊子养的，事后有人向我大兴问罪之师，经我再三考虑，深悔此言不妥，故特登报声明，把我话修正如下：‘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婊子养的’。”

    表面上是马克·吐温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际上是马克·吐温作了一个概念游戏，“有些是”就意昧着有些不是，而“有些不是”则意昧着有些是。在形式上是从肯定到否定，而实际是否定暗示着肯定。

    这里有一个非全部肯定与非全部否定之间在逻辑上相通的空子，常常为人所忽略了。人们习惯于认为肯定与否定是绝对相反，忽略了两者在可能性上往往相近或相同，例如有人问你：明天下雨的可能性如何。你若答：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不言而喻，还有百分之五十是不可能性。如果你答，有百分之五十的不可能性，好像难听一些，其实不言而喻，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因而凡估计可能性要大于百分五十或小于百分之五十才有意义。至于比百分比要含混得多的“有些”，既可能等于百分之五十，又可能大于百分之五十，也可能小于百分之五十，所以说“有些不是”并不能排除有些是，至于是大于百分之五十，还是小于百分之五十，或等于百分之五十，在这里都没有意义，因为对于每一个议员来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可能落在自己头上。尽管对于全体来说是百分之一，可对于个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

    马克·吐温在这里玩的就是这样的概念游戏。

    对于用汉语作为表述工具的中国人来说，玩这样的概念游戏更为方便。因为在汉语中，有许多在语言形式上是否定的，可是其真正的含义却与肯定形式完全相同。例如：“他差一点跌倒了”和“他差一点没跌倒”，“不可战胜的”和“不可战败的”，等等，字面上相互否定，但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稀少的。正因为其稀少，才能导致对方期待的失落。在通常情况下，肯定与否定在语言上是绝对不可混同的，例如“战无不胜的”和“战无不败的”，意义就完全相反。

    当然，这一类的幽默如果仅仅限于概念游戏，用多了，也叫人讨厌。最好是在作概念游戏时尽可能往思想深度上加以发掘，幽默家以能通过概念游戏达到含义隽永耐人寻味者为上乘。

    古罗马人有一则逗笑的故事就是这样。

    葆拉想要嫁给普利居斯，因为她颇有鉴赏力。然而普利居斯却不想和她结婚，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也颇有鉴赏力。

    这也好象是同样的原因，（双方都有鉴赏力）但是这只是词语的相同，但针对不同的对象，其真正的内涵却不同。同样的词语，把两种内涵掩盖得越是隐蔽，越是耐人寻味；不同内涵之间的差别越深刻，其意味越是隽永。两种完全相反的判断被紧紧地纠结在同一个概念之中，越是难解难分，越是相互干扰，读者也就越是为它的魅力所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