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国家重地施工现场，探身发现这个赤裸上身“违规”作业的小伙儿。我一个“嗨”字刚出口，引得现场的施工负责人注意，随即冲他一声叫骂。他惶恐地从梯子上跳下，窜出几步远，握着手里的灰刀憨憨的盯着我手里的相机。（情急中相机跑焦）

   我转身客气的向负责人说明“没事儿”，负责人自己转身接着电话走远。

我开始和向他拉话：

“小兄弟，多大”，“17”，“哪儿人”，“黄冈”，“我给你拍张照片吧”，“嘻嘻”。

他飞快的又窜回原地骑在木梯上。

当我再次举起相机，他摆出了这很酷的POSE，嘴里还发出“卜呲”的枪声。 

                 见我的相机前后发出两道闪光灯过后，他收起姿势，自己又开始忙活。

工期确实很紧,我不敢多留，再次按动快门后转身离开。

他在我的身后发出开心的叫喊“再见，记者先生”。

又转了几处走出施工中的大楼，已是午饭时间。工人们忙着洗手洗脸。

紧邻大楼的工棚外已经开卖午饭，菜一盒5元，米饭馒头管够！

大多数的人买上饭自己独坐一边大嚼起来。

 这里有个聚餐。

走近一看，这四人四个菜拼在一起，其中二人各自有啤酒饮料，环看四周，算最丰盛的午餐聚会。

在接待负责人的催促声中，我收起相机随一行人离开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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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过得太忙乱,薄薄的一本《当代》，放在枕边已有月余,直到傍晚时分才翻完。闭上眼在脑子里努力地寻找贾平凹《高兴》中的“刘哈娃”，龙懋勤《本是同根生》中的“刚儿”，也深知那种悲伤其实只是交织在文人激愤不安的良知里，暗藏在民工琐碎的生活中。起身打开电脑里翻看半年来记录的光鲜的建筑业照片，跳出几个举世瞩目的宏大工程中的农民弟兄的身影。

   “拍的不够好，是你走的不够近”，可惯常渲染主旋律的手法和走马似的工作，确实让这些照片给人倍感肤浅。

    当然据说奥运会工程的工地管理是前所未有的规范，这些民工弟兄，似乎没有欠薪之忧，已经算是众多进城务工人群里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