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乳品新国标的质疑很多。据参与乳品标准制订的专家表示，乳品新国标初稿由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11月30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称“大企业绑架了标准”的说法“是绝对不可能的。”（人民日报）
    在谈论“乳品标准”有没有被大企业绑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跟卫生部的负责人明确一个概念，即这里的“绑架”，不同于刑法中绑架的概念，并非是指大企业们拿着已实名登记的菜刀，或者印有其企业标识的绳子，冲进卫生部，并且将“乳品标准”五花大绑地捆绑起来。而是指新的“乳品标准”更多地考虑或配合了大企业的利益，甚至还不惜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
    用数据来说话，关于“乳品标准”，1986年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在生鲜乳第一等级的微生物限量为50万个每毫升，蛋白质含量最低值为2.95%。但新的国家标准中，微生物限量为200万个每毫升，而蛋白质含量最低值为2.8%。
    若再将这样的标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做比较，比如，在微生物限量标准上，美国、欧盟的标准是生鲜乳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丹麦一级奶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香港的限量为每毫升小于20万个。在蛋白质最低值上，丹麦，在新西兰等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至少在3.0%以上。
    对比这些数字，即便是不熟悉、不懂乳品标准的人，也足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新的乳品国家标准，对生鲜乳品的质量要求明显地降低了。
    那么，在这个数字变化的背后，究竟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只能是那些国内的乳品大企业。换句话说，如果将乳品国家标准的修改，看成是生产者、消费者等各方之间的利益搏弈，很明显，新的“乳品标准”是生产者攫取了更大的利益！
    至于卫生部所强调的，在“乳品标准”制订过程中，有严肃的评审规则，有独立的财政经费，还有参与专家的严格遴选。这些元素，的确可以达成、但并非必然达成公正、客观、科学的新“乳品标准”。毕竟，在这样的修订过程中，还缺少了“消费者”的参与，还缺少必要的公开……
    正如媒体所质疑的，在“乳品标准”制订过程中，包括魏荣禄、曾寿瀛、顾佳升等专家曾于2009年8月19日参与并制订了包括“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标准的“最终送审稿”，但到了最终决策时，这些数字却统统变了。
    “乳品标准”究竟有没有被大企业绑架？卫生部当然可以说“绝对不可能”。不过，需要提醒卫生部的是，“乳品”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吹的。若是从社会角度来看，“乳品标准”降低一小步，是社会利益损失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