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浅蓝色夏装制服，30岁的杜涛，是武汉唯一一个由大学老师改行当城管的人。（武汉晚报5月20日报道）

    从“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跳到“口碑最差的职业”，杜老师的这一跳，很符合我们一贯的忧虑：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工作只不过是追逐名利的工具——城管口碑再差，但也是“官”，手中有权，身后有利！

    现实的名利是很诱人，但更容易屏蔽掉我们的理想、道德，也容易混淆社会分工，颠覆社会秩序。治病救人的医生忙着赚钱，教书育人的老师忙着赚钱，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忙着赚钱……该是怎样的社会？

    其实，职业只是分工不同，并无贵贱，也都是个体参与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都是个人实现自我的一个重要手段。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该为什么而工作。

    浅层的意义，是为了生存，这是基本点。而进一步的意义，是为了实现自我，算是人生的价值。大学生们去洗脚、擦皮鞋、甚至掏大粪，应为前者，可以理解，却无法推崇。而时传祥、徐虎数十年如一日地“掏大粪”、“通下水道”，当为后者，值得赞扬。两者的区别不是干活时间的长短、也不是大粪和下水道是否弄得干净，更多的在于在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对工作是否足够“热爱”。就像高尔基说的，“天才是由于对事业的热爱而发展起来的，简直可以说天才，就其本质来论——只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

    如果一个人自身都无法认同自己的工作，很难想象其可以做出真正业绩，更遑论变成天才了。

    从这样的意义来看，杜涛老师因为“我学的专业是法学，就想进执法部门，这是一直以来的心愿”而跳槽，带着“心愿”去工作，不管前途如何，但在践行自我的道路上，他已然上路！

    事实上，“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则百事兴。”一个“尽”字所需要的不只是个人才华与努力，更需要个人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即每个人都在应该的岗位上闪闪发光，而不是混迹于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如有错位，不仅仅是个人悲剧，也是一种社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