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战略
Energy Strategy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对策
China's Countermeasure in the Global Crisis

    1964年，英国建筑组合“建筑电报”(Archigram)在其同名杂志上以科幻漫画的形式发布了名为“行走城市”的方案：一组长着机械长足的城市巨构物，顶天立地地行走在人类世界的地表，它们的自由游牧使其超越了传统城市的驻地性，从而也跨越了城市的固有边界，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单位。“行走城市”的庞大幻想显然建立在无限能耗的假设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之后就逐步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行走城市”充分展现了这种文明通过“全自动”获得“全自由”的乌托邦蓝图。然而不到10年之后，一场空前的能源危机宣告了这个底特律机动神话终极版本的搁浅，从而暴露出这种建立在无限能耗基础上的科技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全自动”令人类社会的人力、物料、资本和信息可以通过汽车、航空、通信或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更为高效地循环，然而当这种机动循环超过了它所依赖的水、氧、碳等自然循环，以及能源生产和环境自净能力时，“全自动”体系便会因为环境恶化和动力缺失而失灵，从而释放出隐藏在科技另一面的全部风险。
    “行走城市”如同希腊神话中从大地母亲中汲取能量的巨人，它的全能形象建立在它必须脚踏实地地立足于地球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由无数生命要素以极其偶然的方式在浩瀚宇宙中完成的精妙组合，它成为为整个人类世界提供基础和动力的“终极基建”。原理上，地球上的一切能源起源于宇宙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它转化为天体内的反应和天体间的运动，并进一步在地球上激起大气运动、洋流循环和光合作用等次生反应，这些反应及其蓄积在生物、化石中的变体，成为“终极基建”的主要能源形态。尽管理论上任何物质都能转化为能量，从利用效率上看，目前只有为数极少的一组以化石形态存在的物质形式成为了“能源物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这些化石能源在“终极基建”中的血液作用、以及它们在总量上的短缺状态，则进一步令之成为了与国家安全性命攸关的战略资源。
    化石能源的形成忠实地反映了地壳板块的沧海桑田。与人类文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界性位移一样，地壳运动和气候变化同样也令地球生态及其遗留物在漫长的时间中发生着位移：冰封的高山曾经是丛林密布的热带，荒芜的沙漠则曾是微生物的海洋。显然，这一切混沌系统中的自然演化不会遵循任何人为的区划逻辑和政体设计，而对于最具战略性的油气能源而言，满足其形成的盆地条件却更倾向于在地表形成沙漠——一种更不利于人类居住、因而更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宜生成大规模高消耗的现代化城市的环境。正是“终极基建”在资源供应上的“表里不一”，造就了油气富集而欠发达、低消耗的能源生产国和油气贫乏而高发展、高消耗的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巨大供需张力。
    尽管地球有着既定的油气能源总量，但有限的勘测能力只是片段化地呈现出了这一深藏不露的能源图景；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不单给饥渴的世界带来希望，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说世界能源生产中心的位移取决于这种自然生态的不定期恩赐的话，世界能源消费中心的位移则取决于城市生态的变迁：从19世纪的西欧到20世纪的北美到21世纪的亚太地区，能源消费中心的位移是一个与世界结构中心的位移相平行的过程。在这不对称的“自然-社会”资源版图上，西欧-北美-亚太的少数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形成的世界能源需求中心围绕着“北非-波斯湾-里海-俄罗斯-拉美”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世界能源生产中心，以钻井、道路、航线和管道构建起地缘政治的天罗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