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外教，我也就换了口音

安：您研究这么长时间的美语，应该说是跟您的一个经历有关的。

王：两个东西有关：一个是两种教育制度的比较有关。因为我在北大是学英文的，后来又在那教了六年书，后来在美国又生活了整个七年。那么在这期间，我就比较究竟中国的英语培训它能不能够（帮助学生）达到交流的目的，结果发现并非如此。

安：但是您那个时候不是带着这个目的出国的吧？

王：不是。因为我毕竟是英文科班出生嘛，所以我就衡量我在北大（学了）十年的英文，到了美国，我真正实际交流过程中，究竟哪些是够的，哪些是不够的。我忽然发现其实中国的教育本身把英语的很多东西交给了我，而很多东西在实际交流中实际上用不到，而我真正要用到的那些技能，反而在大学四年没有学到。这是中国教育的out of balance的一个地方。

安：那在本科阶段，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在北大，第一个收获是氛围。北大的自由、开放、充满创造力的氛围，让我对个性产生了一种非常向往的追求。因此我就觉得要特例独行，最好是独特。这种创造性的概念或者独创性的概念，实际上后来到了美国后我发现，非常接近美国人。

安：那为什么是美国口音，是因为您去美国的原因吗？

王：其实还不是。我最早在北大，前两年就说的是British English，King’s English。

安：这个很有意思，我在前两年也说的是British English。

王：我至今还能说。但是，后来到了三年级，我们的外教基本都换成了美国人了。那么换了以后呢，因为交流比较频繁，所以多多少少就pick up。后来再到了美国，干脆就是如鱼得水，干脆就(改成美国口音)。因为在美国呆了六年，显然就是养成了typical American English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是一个语音的完美主义者

安：您自己是不是一个语音的完美主义者？

王老师：其实是这样的，从研究这个语言到说这个语言，到语言表达，我是尽量表达完美。所以，我举个例子，怎么样体现我的完美，比如说即便现在象我这样的经过了快二十年的训练，我现在在新东方如果教课，当然我二零零二年已经不教课了。如果我现在教课，就教最简单的课。我对语言的追求，会达到比如说如果这个不是单音节词啊，如果双音节以上的词或者双音节词，我一定会查一遍所有的字典来make sure 这个重音是在哪。

安：而且要make sure它是美音。（笑）

王老师：它不一定，我一定要查一系列美国的字典，我看看美国人这个发音有没有差异，再查英国人编的系列，再查澳大利亚人编的字典，再查加拿大人编的字典，究竟最后我会告诉学生，这四种英语的这个flavors 究竟每个音它说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追求可以追求到这个细节。

安：作为这个英语口语的这样一位资深的专家，还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在没采访之前，我觉得王强老师应该是一个特别爱说的人，特别能说的一个人。是不是跟您爱说话有关，您觉得？

王老师：也许与我的职业首先有关，我必须（这样），其实在八小时之外，我是很沉默的一个人，我在家里不太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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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或者当老师之前呢？

王老师：当老师之前根本不说话的，高二我在这个高考之前，我在我们班有个外号，叫做“老蔫”。 “蔫”就是你简直是一句话都不说的人，同学们要想听我说点话，或发点声音，就必须对我施加肢体的残害，拧起我来，我才“啊－”两下。就在那个情况下才发出一点音来。

安：那您觉得这个口语好和人本身口才好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王老师：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口才好就意味着你的思维清晰，思维清晰呢就意味着你表达出来别人能听得懂，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循环。如果口才不好，要么想不清楚，或者他想清楚过程中表达确实没有逻辑，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会造成他的口语表达不好。

安：那您觉得口才通过后天的训练能培养出来吗？

王老师：完全能。我就是一个例子。

安： 您当时是怎么做的？

王老师：我也不是有意地培养。我是不断的命运把我往前推。你知道吗？到了北大，我不说话。但是，我这个做人比较公正，同宿舍人觉得我比较公正，就愿意推举我当宿舍长。宿舍长管其它五个人，这一当宿舍长不要紧，你得比平常多说话吧？至少布置一个扫厕所的任务，你得说得诱人，对不对？大家愿意去扫，这就要你琢磨，怎么把这句扫厕所的活儿说得象扫天堂一样，逐渐逐渐你在琢磨。后来这个宿舍管理得不错，这整个五十个人觉得英语系咱们这个班你应该当班长。又把我推到一个更大的平台，那我作为班长和扫厕所就不一样了，我要关心大家的思想，我要劝他想开点，他怎么样改进。越说内容越深，表达要求越复杂。后来又当了北大广播站的主播，又当了北大艺术团的团长，和英达、英壮这些人一起演戏。那我要说服他们，我的口才首先要盖住他们，逐渐逐渐地就把你推上去了。

安：那我得出一个结论，您这口才就是当领导当出来的。

做主持，访遍中国名嘴

安： 您现在也尝试过一些主持，您是不是把这个当回事？

王：我只是说因为我觉得主持和我讲课在本质上有共同的东西，都是交流。我不过是想尝试一下在媒体方面的主持，这种交流和我作为老师在课堂面对真人的交流之间有什么差异。那么，我先后做了北京台的一年的谈话节目《谁在说》。这个《谁在说》，当时创意采访了国内流行所有的名嘴。这个节目在北京，因为它没上星，在北京地区影响颇大，现在还有人能在街上认出我，说你是那个《谁在说》主持人。当时采访过白岩松啊，黄健翔啊，这个李湘啊，何炅啊，戴军啊，李霞啊。

安：是哪年的时候？

王：九九年，二零零年。方正现在当红的这些主持人我全采访到了。包括北京台的袁园啊，徐涛啊，什么的。

安：这是我自己特别想做的一件事。（笑）

王：全部采访完了。因为它是周播节目，每周采访一个。他们反应还是不错的。因为象白岩松那样的人从来没有被采访过，他都是采访别人。当时前彩的时候，我们那个记者压力非常大，说白岩松太傲了，你还问出这样的问题，你回去再准备准备。我想坏了，（不过）反正我也不怕，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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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他们在看您的那个稿子时候说的这话，是吧？

王：我现场没有稿子，我都在脑子里，但是前期准备很丰富。没想到到了现场，他们有同样一个感觉：觉得跟我聊呢，能够爱说，并且能说出很有意思的东西。你象我采访何晶的时候，就是《实话实说》的主持人，我问她很多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崔永元为什么选上她等等。何晶跟我回答得非常幽默，接下来她就跟北京台说你们主持人很厉害，和颜悦色，但是又不像科班主持人那样。我没套路，所以她们没法准备。（开心地笑）

安：都能说的人会产生火花出来，（王：对。）尤其何晶那时候入主这个《实话实说》有很多rumors。

王：对。太多rumors，但是我也要把这个rumor点出来。我也想知道，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也很好奇。所以，你看我mention了这么多确实是国内当红的所有的第一线的主持人，这一年做完以后，我觉得素材没了，我就（不做了）…

学日语，只因为村上春树

安：那除了英语之外，您还尝试过其它语言的学习吗？

王：语言学习，我在北大第二外语读的是法语，第三外语读的是德语，现在在自学日语。
并且平常我有一个阅读习惯，各种语言我都涉猎一下，比如说，我想了解塞万提斯，那我在美国买了一本西班牙语，原版的《塞万提斯传》，我查了半天没有英译本，所以我就把西班牙文买了，我就想用西班牙文读懂这个字。

安：用查字典的方式。

王：不不不。我是不查字典，我学英文，我学其它外语有个捷径，我是把各个语种的圣经都收集起来，西班牙语圣经，法语圣经，意大利文圣经，葡萄牙文圣经等等。因为圣经从翻译角度来讲，各个民族它是最接近的，最准确的，它和文学翻译不一样，

安： 而且它的要求非常得高。

王：它要体现神的意志，还要体现整个语言的风格，所以它非常接近这个，我们看英文圣经和看其它圣经，它翻译出的氛围，遣词造句结构都几乎差不多，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一套教材，因为我可以同时读一个，掌握十种语言不同的说法。而且它说的是同一个东西，那我很快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通过这个方法读三个月的西班牙文，因为我一个单词都不用查，为什么呢，因为英文版在这呢，法文版在这，这我懂，德文我也懂，还有西班牙文，同时说句话In the beginning ,the God怎么样create the earth，对照一下，冠词不用看，那我就非常清楚了。

安：拉丁语系的这些东西很容易看出来的。

王：拉丁语系的，这样的话呢，一读，我三个月以后，我再读《塞万提斯传》的时候，基本上，因为你读了三个月，各种句式也接得差不多了，然后你连蒙带猜，再加上点字典就差不多了。

安：那等于说您现在还做一些其它语言的研究。

王：语言是我的passion。

安： 特别爱好这个。

王：特别爱好。不仅语言，方言我也有研究。

安：我特别想知道您日语学到了哪个阶段？

王：日语我刚刚开始，因为我学日语是很要命的。因为我喜欢村上春树，喜欢村上春树呢，我在美国买了村上春树所有的英译本，我也买了台湾的赖明珠的一本，也读了国内的林少华的一本。我总觉得村上春树的味道我很喜欢，他和日本传统的作家都不一样。他非常现代，也接近西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村上春树作家我认为挺深刻，不像大家说的通俗小说，我始终认为他是海德哥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誓，我要读日文的村上春树究竟怎么回事。吭哧曾吃开始学日语，我发现日语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