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落户西果各庄一段时间后，生产队给我们十个下乡知青评工分。

    工分对于生产队的每个劳动力十分重要，因为干一年活，分红（即分配现金）、分配口粮、食油、柴禾等都依据工分。那时，西果各庄一个工10分，能够分得现金七、八角钱，这在当时全玉田县是最高的工分值。一个男劳动力一天的最高分是8分，一个女劳动力一天的最高分是6.5分。

    评工分在生产队的全体会议上进行，生产队长主持，大家民主评议，集体表决。我被评为7.8分，是同龄人中的最高分，也是十个知青中最高的，队里8分的劳动力很少，一般都是干活打头的。其他九个知青的评分分别在6分到7.6分之间。评完工分，知青们都很高兴：生产队给大家评的工分与每个人劳动能力和贡献相符，村里人对我们插队知青没有一丝欺生，完全一视同仁，而且还有些高抬，可能是为了鼓励我们。

    我的感触很深，从“文革”开始，我就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周围的环境令人窒息，学校和社会上许多方面变得是非颠倒，一部分人蛮不讲理，为了个人私利，利用“革命”的口号，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编造罪名，迫害好人。从1966年6月2日到1968年10月11日的两年多时间，我觉得天昏地暗，度日如年，心里十分痛苦，那时的白头发比我现在还多，直到1976年10月白发才完全变黑。这次评工分，让我知道，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农民是善良的，是讲道理的，就是在那个特别年代，他们不管我们这些知青的父母是否还在挨斗，只看我们自己在劳动中的表现，公正地对我们做出评价。我得到了正常人的待遇，受到了人的尊重，心情特别愉快，大有到了“解放区”的感觉。

    一年后，生产队又推荐我和J（1975年成为我的妻子）担任民办教师，直到我们先后考学返城，在当民办教师期间，我们的工分都是最高分——8分。

    按照生产队给我们评的工分，一年到头，我们分得的口粮、食油、柴禾足够了，每年都有节余，还能分到一百多元现金。我现在戴的上海全钢手表还是用当年分红的钱于1973年买的，120元，是唐山地震中我剩下的唯一财物，我将其视为珍贵的纪念品和吉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