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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3000多个区县级法院的法官，这是法院系统内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全国八成案件的一审由其审理；他们也是最艰难的群体，作为定纷止争的第一站，他们常常不被了解，不堪重负，甚至把自己称为“弱势群体”。

在今年10月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做的关于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里，基层法官被描述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职级待遇较低、队伍不够稳定、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基层法官应当是保护弱势群体强有力的屏障，现在自己却成为弱势群体，这在全世界都是独无仅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法官为何“苦不堪言”

本刊记者了解到，始于2008年年底的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改革与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是其中重要一环。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基层法官的境遇在意见出台接近两年后，情况并无改善甚至更糟？

在工作报告中，王胜俊用了一组数据释疑：2008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493.95万件，年均审结民事案件597.58万件，这个数据比前5年年均结案数增长了22.82%。

案件量大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法官“苦不堪言”。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将法官的加班状况描述为“白+黑”与“5+2”。

另一方面却是待遇不见增长。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李其宏表示，他在基层法院当副院长时，月工资不到1600元。

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几名基层法院法官均表示，李其宏所称的待遇基本属实，自身待遇情况“羞于启齿”。

即便法官如此辛苦，司法效果似乎依旧不佳。对司法不公的批评声一浪盖过一浪，在今年年中，甚至发生过枪击法官、向法官泼硫酸等恶性事件。

汤维建很早就发现了法院系统的这个悖论，且这个悖论在这两年似乎越发明显：案件量大、法官极度辛劳；但当事人却不满意、社会舆论评价偏低。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表明：94%的法官反映心理压力较大；50%的法官认为工作繁忙、无法顾家是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60%的法官认为工作压力对婚恋造成一定影响。

而一组来自辽宁法院系统的数据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辽宁法院系统患恶性肿瘤、脑中风等疾病的法官有402人，已去世56人。

法官人数够不够？

是法官数量太少，案件总量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还是法官待遇确实低到了不可忍受的水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一诚认为，我国的法官数量并不少。按国际惯例，13亿人口，应该有13万法官，可我们现在有19万法官。19万这个数据，亦为最高法院报告所证实。

而根据香港大律师公会大陆委员会委员张耀良今年10月2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做的一次演讲，内地的法官数量已足以令香港司法界瞠目。

张耀良介绍，香港总人口700万，配备律师8000多名，全职法官仅185位。也就是说，内地的法官占总人口比，是香港的接近5倍。不过，张耀良亦表示，这些年香港法官的人数有点不够，因此开始有一些律师被委任为兼职法官。

案件量似乎也不应是大问题。长期研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惯例，由19万名法官来审理每年五六百万的案件量，应当是能够承受得住的。

但现状却是法官们每日疲于奔命，侯猛认为，这与效率有关。“基层法院遇到的不少案子都遭遇‘打招呼’，法官哪敢轻易裁判，甲方托人打了招呼，你就不知道乙方会不会找个更厉害的人来打招呼，这种情况下法官只好先拖着。”

拆迁业务律师王才亮向本刊记者表示对此深有感触：“案子进门，大家托人”，有的法官把案子长期放在手上就是不办。

王才亮认为，法官疲于奔命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法官干了其实不该由法院去管的事情。“比如房屋拆迁，本该由政府的拆迁办管，但一些法院的法官不审案子，专管拆迁去了。”他认为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

4年流失法官近2万人

待遇过低是唯一没有严重争议之处。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双战表示，局部待遇低确是事实，“决策层应该思考，要体现对这支队伍的关心；但是期望值不能过高，不能老和待遇最高的职业相比。”

吴双战所指的职业，亦是中国法官谈及待遇时最常挂在嘴边比较的职业：律师群体，而西方国家以及香港地区的法官待遇，也常被当做参照系。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0月30日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律师群体在今年的平均年薪是28万。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估算偏低，“是将实习律师亦算在内的结果，实际上，北京律师人均年收入在2004年时就达到50万元。”

根据张耀良提供的数据，香港高等法院法官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北京市高等法院法官5年的工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华介绍，1995年出台的《法官法》第38条规定，法官享有审判津贴、地区津贴、保险和福利待遇，但这些一直没有落实好。

在法院系统内部，还存在编制内、编制外法官之别：编制外的法官，因为待遇福利差了一大截，近些年来甚至频以上访形式维权；而编制内法官，也因地区、层级差别，矛盾重重。

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系统因待遇低、压力大，流失了近两万人，其中不少是各部门业务骨干。而这个数据，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区差异的加大，一直有增大的趋势。

“给我5年时间，等我业务精湛、人脉广泛，我一定会脱离法院系统。”北京市一位基层法院法官如此向本刊记者描述她的未来。据她所述，在同一个法院系统内，持她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加薪？扩编？

给法院系统加薪、扩编的呼声，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司法界人士共鸣。

侯猛向本刊记者表示，法官加工资的要求应当考虑，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的法官。不过，对于中国法官工资与西方靠拢、与律师靠拢，侯猛并不赞同。

“有人说美国法官的高收入保持了法官的中立性，因此我们也要搞高收入，这完全没有可比性。”侯猛认为，薪水与国际接轨的前提是，我们的法官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工作能力。

“美国法官之所以拿那么多工资，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至少干了七八年律师，再经律师协会推荐，州长或总统选择，议会最后决定，才当上法官；即便是当上法官后，每天也还要工作15小时以上。”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兵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些我们的法官现在还做不到。

王才亮的观点更为激烈，他说，“加多少才够？把北京法官的工资加到月薪2万元，他还是会和一些成功律师比—— 有的律师一天能拿20万，我们呢？”

关于扩编，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学者普遍表示，暂时不扩为好。案件审不过来，可以先通过法院内部人员配置转变的方式来解决。

侯猛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基层法院约有60%的法官并不审理案件，而是在从事其他诸如后勤、办公室、执勤、宣传、理论研究等行政性工作。“不能一提到法官数量少，就请求中央增加编制。”他指出，要警惕最后增加的编制都是政治部、办公厅、司改办等行政编。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