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前，即1910年（清宣统二年），在咱们国土上，发生了与体育有关的二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即在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运会”。 1910年（清宣统二年）在南京举行的运动会，原来的称谓是“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1924年被“全国业余运动总会”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10年10月18日至10月22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埃克斯纳发起并组织举行了 “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举办“体育同盟会”的初衷，是源于基督教青年会为了配合当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大型的全国展示和推广现代体育性工商业博览会）而召开的，旨在展示和推广现代体育。“体育同盟会” 举办的全过程，许多具体工作都由外籍传教士操办。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现代体育的萌芽现状。参赛单位，包括了华北、上海、华南、吴宁（苏州、南京）、武汉五个赛区。参赛者主要是各地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的学生。项目设置完全参照当时的奥林匹克模式，包括：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当时列为表演项目）。比赛分为高级、中级、学校三个组别。华北区获得了这届运动会的团体总分第一名。值得一提的是，这届运动会的许多冠军成绩，后来都被承认为中国最早的全国纪录。

“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是中国第一次举行的全国性的运动会，体育史界认为具有如下特点和深远意义：1. 开天辟地的开创性。“体育同盟会”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跨地区、有组织、项目设置规范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体育竞赛的开端。2. 浓厚的西方色彩。从发起人、组织者到裁判、规则，几乎全部由外籍人士（主要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主导。官方语言甚至是英语。这体现了中国现代体育在起步阶段的“外来性”。3. 参赛范围的局限性。这次运动会，虽然名为“全国”，但实际参赛范围有限，主要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和少数大城市，且参与者多为学生，普通民众参与度极低。4. 奠定了中国全运会的基础。它确立了全国性综合运动会的模式，为后来的中华民国全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运会提供了雏形和借鉴。因此，追溯历史时，把“体育同盟会”被尊为“第一届全运会”。5. 反映了时代精神。在清末“强国强种”、“救亡图存”的思潮下，这届运动会的举办本身就被视为通过体育来振兴民族的一次实践，具有超越体育本身的社会意义。

1910年的第一届全运会，是在清末特殊历史背景下，由西方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在现代化博览会期间举办的一次全国性体育盛会。它虽然规模不大，且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和局限性，但它无疑是中国体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了中国有组织地举办全国性体育竞赛的先河。

继1910年举办第一届全运会后，旧中国还举行过六届全运会，举办的时间分别是1914（二届）、1924（三届）、1930（四届）、1933（五届）、1935（六届）、1948（七届）。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运会，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和组织，规则、术语多为英文。从第三届开始，中国人逐渐收回主办权，标志着中国体育主权意识的觉醒。旧中国全运会最鲜明的主题，就是运动会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体育界人士介绍说，无论是运动员的口号、观众的呼声，还是媒体的报道，都充满了“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色彩。体育被视为洗刷“东亚病夫”耻辱、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上，“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运动员的悲壮一幕，就是最集中的体现。由于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运会的举办极不规律，间隔时间不固定，缺乏系统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参赛者多为学生和业余爱好者，竞技水平与世界差距巨大。1948年的第七届全运会，更是办得捉襟见肘，连运动员的食宿都成问题。

总的来说，旧中国的全运会是一部在屈辱与抗争中奋力前行的历史。它既记录了中国体育的先驱者们为“强国强种”所做的努力，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动荡与局限。它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的全运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共同构成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完整历史画卷。（附录图片，前三张是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照片；后三张是1935年旧中国第六届全运会照片。）（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