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因而我们班的同学也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缺西藏、云南、贵州、新疆、宁夏、海南来的同学）。我们班入学的时候39人，因不同原因，中途减员7人，到毕业时，只剩32人。2008年，当我们班毕业五十周年之际，特意选择在金秋时节，聚集北京，感恩母校，感恩老师。当天回校参加聚会的，共有16人。其中因病、因事请假的8人；因地址变更无法联系的4人；已病故的4人。毕业五十年，“走”了 4人，占全班总人数的12.5%。从2008年10月，到今年2018年7月，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又“走”了5人，占全班总人数的15.6%。第一个数字，50年“走”了4人；后一个数字，仅仅10年就“走”了5人。看似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应该说属正常现象，符合人的生命规律。往后再过10年，“走”人的数字，肯定会比刚刚过去的10年来得多。

人“走”了，总让人难过。想想六十年前，我们从祖国各地走到一起，同吃一锅饭，同上一门课；我们向往未来，憧憬未来。六十年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都已老了，走不动了，甚至离开人世了。每每想到这里，总会让人惆帐不已。我们不能像刘欢在《重头再来》所唱的那样：“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们老了，有的“走”了，哪里还有什么梦？哪能从头再来？我们对已经“西去”的同学，只能把思念、把爱，深深埋在心坎里；对卧床不起的老同学，只能默默祈祷，祝愿他们早日康复！

1995年，来自江苏宜兴的周姓同学“走”了，我为之难过，直到今天。阿周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兰州的甘肃省图书馆，从事西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勤奋好学，从1960年到1994年，先后发表了近百万字的研究文章，还兼职兰州大学历史系，开设《史部目录学》、《文献学》、《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敦煌遗书研究》、《中国书史》、《中国校勘学》等课程；编著《甘肃地方志综论》、《敦煌文献研究》；与人合写《敦煌文学概论》、《敦煌文学》等著作。1994年，我出访西宁路过兰州时，曾在他家待了半天。久别重逢，相谈甚欢。他比较胖（见附图），昵称“周胖”或“阿胖”。从入学到毕业，我俩同住一个宿舍。在兰州见到他时，已身患高血压、糖尿病 。我建议他多参加体育活动，并介绍了一些健身方法。他欣然答应。但分别不到一年，我就接到甘肃省图书馆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我的老同学阿周因“中风”，抢救无效，撒手西去了。阿周时年62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我们班的老团支部书记吴姓同学，安徽人，是一位爱唱黄梅戏，爱唱革命歌曲（是工作单位合唱团的女高音），还爱跳西藏舞蹈的文艺爱好者。就是这样一位活泼开朗的人，竟然患上乳腺癌，8年前，不治离世。还有我们班的“老好人”，来自上海的陈姓同学，心态平和，笑口常开。2008年我们在北京聚会时，我请他主管后勤，经管吃、喝、住、行，干得非常出色。几年前，老两口住进了内蒙呼和浩特一所敬老院。在敬老院里，经常协助院方积极开展文艺活动，成为敬老院的活跃分子，当地平面媒体专门对这座敬老院进行了报道，从中也肯定了我陈姓同学的工作成绩。就是这样一位热爱助人、乐观无忧的“好人”，竟染上膀胱癌，在医院受尽折磨后，不久前，也黯然离开人世！

人老了，生命就显得很脆弱，经不起风吹草动。我的同学，一个个因这个病或那个病，离开亲人、离开朋友、离开同学“走”了，让活着的人悲痛难舍！如今，唯一能做到到的，就是用“怀念”来寄托哀思！只要人还在，对同学的情就还在。同学情，一世情！（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