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往事与“社岛”笑话及我的诗观

A、一段往事与“社岛”的笑话 

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还在四川荣县老家土生土长的小镇——成佳镇——工作时候的事情。那时，我在成佳区公所——对于上个世纪而言，区公所作为一个机构名称，乃是县级党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全县管辖七个区公所，其中成佳区公所则管辖十多个乡和镇，区公所产生于上个世纪中期并终结于90年代——那时，我在区公所下属的成佳区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一个预算外的事业单位，后来改名为“劳动就业站”，据说现在已经成为政府的行政局了。那时，我刚被任命为成佳区劳动就业站副站长，负责全面工作，其实就业站就三个人，一人去西南政法大学进修律师了，所谓全面工作就是管我自己和一位女同事，具体业务是全区的待业青年登记管理、就业招工和各个单位聘用劳动力的调配工作。

1989年的夏天，市里的作家孙贻荪约同市艺术馆的黄主编来成佳区，说要写我的相关报道。后来，孙贻荪以《诗的年华》为题写了篇文章，在自贡市电台播出，而市艺术馆办的杂志《盐都艺术》则约请我写一篇关于诗的论文。诗论写好后交给了《盐都艺术》杂志，却因为文中提到北岛的名字而拖后，那时根据宣传部门的规定，凡有北岛名字的文章均是不能刊发的，黄主编觉得不发表这篇诗论对不起向我的约稿。于是便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给编辑部的手稿中写的北岛的“北”字很有些像“社”字，何不就作“社岛”刊发？他说，对付上面的审查可以解释为作者写的就是“社岛”，而对文学圈内则解释为印刷厂工人的排版之误。

就这样，一篇涉及“社岛”的啼笑皆非的文章便刊登出来了。

这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如今，当我翻开那本发黄的杂志，二十年前的往事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事情的发生虽有些荒诞，但回忆起那一段友情，却倍感温馨，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发生那样的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我的那篇文章，根本谈不上什么诗论，顶多就是一个刚刚入道的文学青年表现出来的血气方刚，显得极为的单纯而雉嫩。那些文字是虎头虎老的，今天重新读来，自己都觉得当时行文的浅薄与可笑。不过，这也许就是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吧。所以，现在每当遇有年轻一辈的诗兄弟们当众高谈阔论的时候，我总是默默地听着，并在心里对自己说：呵呵，看看啊，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那般模样。

B、一篇旧文与我的观点 

从二十年前的年轻气盛，到现在人到中年的所谓成熟，如今在许多的场合下，即便是我自己主持的研讨会议上，我也很少表达自己的所谓诗观。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的、对于诗歌的种种观点。但我深知，发表所谓的观点并不重要，诗歌最终还是要用作品去表达的。

这些年来，我再没有写下过所谓诗观的文章，不过，在这里我愿意将二十年前的雉嫩文字附在后面献丑。谁都能看出，这些文字的浅薄自不待言，就是我自己读来，也会因为当初这篇轻易发表的所谓诗观的简单、浅薄、片面、偏激而羞红了脸。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对于诗的信念与追求，却从未有过半点的犹豫与改变。

我相信，在诗歌的这条路上，我不是唯一的信徒；但我可以自豪地告慰自己，我注定是最为执著的那一个，因为当我选择了诗之路，就从未偏离诗的坐标与航向。尤其是2008年的5月，当我以诗人志愿者的身份亲历了汶川大地震这样人类史上惨重的灾难，更使我坚定了作为诗人必须的社会担当与人生信念：诗人必须明白自己与国家、民族休戚相关的血肉关系，而如何写诗是次要的，怎样作一个有益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诗人，才是作为诗人一生需要修炼的最大课题。

现在，之所以还要将过去这篇连自己都羞红了脸的旧文拿出来献丑，我是想说，无论任何时候，当一个人经历某些事、目睹某些现象、甚或连自己的某些行为都渐渐地变得麻木时，就应该警惕自己，尤其是作为诗人，永不能更改和丢失的，正是我们对于大千世界的那一点：羞怯心。

以上，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人生观与诗观。

至于下面，对附录中的《诗人，若让我说》一文，大可忽略或者翻开另一页将其轻轻地覆盖过去，因为，那早已是上个世纪约二十年前的事了。 

C．附录：《诗人，若让我说》（原载1990年1月《盐都艺术》杂志） 

写诗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若让我说，我就这样说。

在诗之哄然，诗坛骚动之时，无数诗人们打着“自我”的旗帜，在当今诗坛齐鸣烟火雷炮，大有捣毁世界之势。其场面是怎样的动人心魄啊。

然而，透过热闹的气氛，我却不能不为诗局势担忧，不能不为那些诗人们的命运惋惜，不能不为诗之歧路和前途悲哀。

A． 诗之发展到今天，可谓辛苦遭浮矣！

老一辈可亲可敬的新诗先驱们，你们同沫若先生等勇敢地高呼打倒三座大山，以诗承担民族的重负，诗迈出了艰难而踏实的一步，直到艾青的复现，中国早期新诗完成了其特殊而神圣的使命。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你们是民族的意志体现，那时，你们是何等的英姿雄健，何等的意气风发啊。回想往昔，你们能不自豪吗？现在，当你们很随意地把一首关于饮茶时的味觉或一首关于下雨时是否有风的诗拿去占一席之地发表时，你们不觉得心沉么？不觉得很累么？

若让我说，可亲可敬的前辈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你们已经贡献出了青春，新诗已经印下了你们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作为新诗的先驱，你们已经无愧于青春。

现在，面对报刊杂志上，你的大名和大名之下的诗，只能令我怀念你的过去和缅怀你过去的诗。

B． 说说社岛和社岛之后的诗人。

诗发展到十年时期，社岛们在极其沉闷压抑的绝境之下，终于摸着自己的心跳，以其黑色的眼睛，在一团漆黑之时，骤然爆发出了“寻找光明”的声音，中国新诗开始了漫长的新里程。

若让我说，社岛们在刚刚见到光明之时候，发出的那种朦胧的召唤，激动了一代青年的热情，使一代人看到了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诗掌握在了一代青年自己手中。可是，社岛在哪里？社岛们现在在哪里？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似乎已经寻找不到社岛们的踪迹了！社岛们曾经拥有的悲壮、雄浑和理智，已经永远不复存在。而我看见，社岛之后的诗人们，他们正旗帜鲜明地扯起“旗帜”冲向太阳，他们正旗帜鲜明地鼓吹“自我”，忘乎所以地创造着“自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诗人们正在一个个步入闭锁、孤寂、排他的“自我”深渊。对此，他们别无选择，终究倒于“自我世界”的墙角下。

不难看出，在“自我”的诗体中，诗人们正在垂死挣扎，他们不能自救，他们手中是“自我”的神圣旗帜，他们虔诚地信奉“自我”，眼前是“自我世界”的太阳的灿烂光辉。在这“自我”的感召下，诗人们正在热忱地歌唱，直到最后一声。然而，这些美丽的声音只能在“自我世界”的死胡同里回荡，继而摇拽“自我”的灵魂。

壮乎！悲乎！当社岛们高举旗帜迎来一片新天地的时候，人们是怎样的欢欣鼓舞，而社岛之后的诗人们在“自我世界”里扭曲的形象，又是怎样的令人惊心，使人悲哀。无论如何，诗已经走进了“自我”的死胡同，无数才华横溢的诗人，不得不在“自我世界”里为“自我挖掘坟墓”为“自我”吟唱挽歌。

C．1989——宁静而纯粹的岁月。诗人，请走出峡谷；诗，请回归于人民。

1989年7月18日，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王晓诗兄在一封书信中，这样精采地论述：

“诗人，如果想要通过诗来表达自己，就必须使自己具备一种质，一种擅于完善自己，开掘自己，把自己独立的性格背后的具有代表性意义——广泛意义因素开掘出来的质，而不单沉迷于自我情调起伏、回荡的巧妙之中。说白了，就是创造出一个矛盾来，即让读者从诗人的个性中看出普遍来，从诗人的一般生活里看出特殊来，进而倍受“折磨”，引发到他自己。如果不能这样，那么，诗只能是水果糖而不是橄榄，不具备回味的余地。今天许多人写诗，在情绪的调动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由于他们硬性地排斥思想或者忽略思想，结果使诗变得很单薄，这样的诗，读两三首耳目一新，读一整体，就令人泛累了。诗反对理念，反对政治倾向的过多的介入，但诗人必须是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写某一首诗以前，已经进行过心灵的处理了，而不是在写诗时再摆到桌面上来……“

限于篇幅，我只能摘下上面的小段文字。

若让我说，诗是人类思想的灿烂之光，是整个世界响亮的号角。诗唯其只有当他成为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之时，才成其为诗；只有当诗脱离作者“自我”的影子之后，才能被整个世界接受；只有当诗人在其诗中彻底清除“自我”清除“自我世界”的私欲，超越了诗人自身狭隘的“自我”意识之后，诗才无与伦比同日月共存。每当我读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诗句，自然想到它的作者，但是，首先在我眼前出现的是那样的一种空前绝后的气势。在这时，诗是第一位的，它已经脱离作者而单独成为人所共有的一种精神或意志。作为读者却以诗人的姿态迈进这片诗的天地，而诗人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其实，这正是诗人的伟大和诗的成功。这时的读者扮演着诗人的角色，诗人的意志已经依附于读者的灵魂，这又正是诗人生命的延续。

如果有谁把诗当作一门宗教，当作一种为了修炼自己的手段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无可厚非，但他为什么要拿去发表呢？在“自我”手中，诗成了一种发泄“自我”私欲的机器，诗堕落成为诗人自身的原始器官，这种诗与诗人本身的血肉关系，导致了诗人的夭折和诗的短命。“自我”的诗再有寿命，也决不会胜过诗人的生命长久，诗人的生命结束，自我的诗亦不复存在，这便是“自我”注定的诗人本身的命运。

如果把诗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视为诗之出路的话，那么，我们有必要宣布，请这些诗人去另一个星球，我们的世界是大众的世界。在1989，这个纯粹而宁静的岁月里，所有迷途知返的诗人都请走出峡谷，回归于人民吧，人民注目着！

D．若让我说，诗之出路在哪里？

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起沫若先生来了，同时，这也使我更加迫切地祝愿中国当今诗坛泰斗艾青老翁，再以他《归来的歌》的特殊声音，来维护中国民族诗歌的前景。

艾青老翁以及千千万万中年的艾青，青年的艾青和少年的艾青，在中国诗坛上奏起中华民族腾飞的响亮的号角吧！艾青是属于中国新诗的，艾青的诗是时代的音符，它不属于狭窄的自我。呵，“自我”这是一条多么狭窄的死胡同，“自我”的毁灭又是一种多么崇高的选择，它不包含任何自私和投机取巧，唯真正的诗人才有此悟性。

诗和诗人都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如果说中国诗人的思想是国旗上殷红的颜色，那么，中国诗人的诗就是国旗上闪耀的五颗红星，它照示着全民族的命运。

在诗之道路上，每个诗人的吹奏的音符，必须是世界的和声，这才是诗之前途和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