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常务会议记录中，我见的最多的两个词是“辞职”与“慰留”。仅以西仓坡五号（清华大学办事处）的常务会议记录为例，如杨武之函请辞去理学院数学系主任职务，议决慰留；雷宗海先生函请辞去文学院历史学系及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职务，议决慰留；罗常培先生再函请准辞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及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主任职务等。余者还有闻一多、倪俊、冯友兰、霍秉权、汤用彤、杨振声、陈达、郑天挺、张为申等先生，也先后致函常务会议，提出辞去行政职务。其中，在张为申先生请辞（教职员消费合作社委员会）照准一条后面，还附有一段带着人的体温的文字：“查张先生担任该委员会委员职务为时既久，宣劳甚多，应由校专函致谢（已函谢）。”

  接下来，我想重点说说樊际昌与郑天挺两位先生的辞职。樊际昌提出辞去注册组事务员兼代理该组主任职务，常务会议议决慰留。未几，樊际昌先生再次提出辞去该职。常务会议在议决事项中这样写道：樊际昌先生“辞意坚决，挽留无术，应照准”。相比之下，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的请辞，更要困难一些，常务会一再议决慰留。然而，郑先生则是锲而不舍地请辞。最后，常务会议做出妥协，说“惟郑先生仍面请准辞”，只得另聘沈履先生继任。遗憾的是，沈履先生接任此职不到一周，竟然也提出请辞，理由是“体弱不胜繁剧”。西南联大常务会议议决，仍由郑天挺复职。这多少有些强人所难的意味了。我们也可以猜想，郑天挺对此是何等的无奈！

  我们不知道，西南联大教授们何以个个与行政职务有仇似的，以至于辞职函，如落叶般满天飞。但我们却知道，西南联大教授们八年的学术成果，是此后几十年全国所有大学学术成果所无法比拟的。随便数几例吧：冯友兰着《新理学》；金岳霖着《论道》；华罗庚着《堆垒素数论》；许宝騄着《数理统计论文》；钱穆着《国史大纲》；王力着《中国语法理论》；张汉印着《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费孝通着《禄村农田》；周培源着《激流论》；吴大猷着《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钟开莱着《对于机率论与数论之贡献》；马士俊着《原子核及宇宙射线之向学理论》；孙云铸着《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朱汝华着《关于分子重排及有机综合论》；冯景兰着《川康滇铜记要》；李谟炽着《公路研究》；朱光潜着《诗论》；高华年着《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汤用彤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着《楚辞校补》；陈寅恪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郑天挺着《发羌之地与对音等论文》；罗廷光着《教育行政》；杨钟健着《许氏禄丰龙》；王竹溪着《热学问题之研究》；赵九章着《大气之涡流运动》；张清常着《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着《先汉音律初探》、《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李嘉言着《贾岛年谱》；樊弘着《资本蓄积论》等等。这些学术论著，包含了哲学、史学、文学、美术、音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古代经籍等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间，教育部共举行了六届学术奖励活动，以上所列，均被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分获一、二、三等奖。

  如果把西南联大教授的辞职函比作落叶，那么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学术成果，则是果实累累。这不像也绝对不像今天的大学教授，他们为了挣得一个行政职务，在手法上，往往是无所不用其极。自然，学术方面也就乏善可陈了；乃至出现学术腐败这类不堪事件。想来，人文精神的败落，才是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败落。

（选自魏得胜著《都是孔子惹的祸》，新锐文创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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