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实际是一个缺乏妥协精神的产物。这段历史的起因，是召开全国铁路代表大会，先行筹备成立各分会，进而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直至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前面的各项工作还是很顺利的，吴佩孚对1922年秋京汉、粤汉两铁路工人的罢工，采取了妥协姿态，罢工得以顺利进行。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所得到的是增加工资，仅此一项，就使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每年多支出七八十万元。这就是说，京汉两万铁路工人，这次罢工的结果是，每人每月增加三元。

    以北京为例，当时的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所以，每个工人一次加薪三元，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这似乎并没有平息什么，中国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文化传统，在关键时候没有发挥作用。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第三次代表会议在郑州召开，草拟了总工会章程，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均连续在各大报刊刊登广告，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开会。这时，吴佩孚得到消息，说这次会议要实现一个最终目标，即举行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

    在类似消息不绝于耳的情况下，吴佩孚邀请工会代表到洛阳，进行面对面的沟通。1923年1月30日，总工会筹备处派了五名代表前去洛阳谈判。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没帮助你们？此次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即有全国铁路联合大罢工。各方面是项电报，如雪片飞来，故不得不预为禁止。”（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引文均同）代表们则对总罢工一事力加否认。最后，吴佩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说：“郑州是个军事区，改期不行吗？改地方不行吗？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和你们为难？”

    谈判代表回来后，总工会筹备处召集会议，会上出现了三种声音：一、吴佩孚认可工人成立总工会，未来的总工会也就取得了合法地位。因此，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二、可以继续同政府谈判，得出具体意见。三、吴佩孚这些人，都是压迫我们的人，应该坚持斗争，按期开会。最终，第三种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用最激烈的阶级斗争来解放自己”。

    于是，聚集郑州的铁路工人及其代表们就这样集体出走了（2月4日，京汉铁路线上的工人全线罢工），从而酿成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流血惨案，有五十二个工人被打死，三百余人受伤。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联名下令：复工。

    缺乏妥协精神的对峙，结果只有两败俱伤。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结局，但当事双方往往会一叶障目，因而也就与双赢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