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写作是个老话题，学者在说，作家在说，爱好文学的也在说，经验之谈比比皆是，可借鉴的不少，然而，直接汲取自身却少之，也未必都灵应，这与每个人的经历、学识、修为、性情、聪敏等差异有关，效果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世上没有一所能直接培养出作家的学校。

　　自幼深受传统教育，青年时一度热衷西学，把阅读重点放在西方文化上——欧美文学、美学、文化学、哲学等，淡漠传统文化，甚至对传统叙事文学产生怀疑，不屑以讲故事作为小说核的创作形式，把叙事写作看成无能的写作，认为那是没有思考能力、无力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思想的作家所为，从那时起我不再写故事，一头扎进写自己把握不准的文体小说。即使读小说也选择一些空灵的富含哲理性强的，挖空心思地领悟作品的思想意蕴或理论观点，让漫无边际的空灵感受被理性思考取代。只重观点主旨，而那些丰厚的故事内涵、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腻的生活场景、揭示的象征意义全被所谓的思想意蕴所颠覆，幼稚地认为一切有深度思想性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忽视了文学最为本质的东西——形象，结果把自己质本或说擅长的东西给遗失了。其实故事情节和细节是最具有生活象征意味，最富有时代感和历史感，从情节和细节里都能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关注的影子，都能见现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和预示恢弘的社会气象。说来我从小因了像想力，练了口才，是一个比较上善讲故事的。小时候常听别人讲故事，也曾把听来的故事和书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甚至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和一些生活经历，增添了一些合理的想象情节，汪洋恣肆地渲染开来。感受讲故事那种娓娓道来的快感，每次总是力图把听者的情绪调动到极致，于是作为讲者的我有一些成就感，听者也有一些满足感。然而，后来不知何时无厘头地背叛了传统，直到有一天突然猛醒过——惘然若失，着实让自己吃惊。

    进入中年，渐渐文化自觉性使然又回到传统上来，懂得了什么是浅薄，什么是文学真谛，那绝不是读点西方文化就现代了，也不是粗略地读点老庄孔孟、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就算懂得了传统文化。这是后来从说“年青人不要读中国书”是文学的鲁迅到写《中国小说史略》是传统的鲁迅那里领悟到的。鲁迅先生一向倡导读书，他总是教导人们万不可不读书，有人会说鲁迅反对年青人读中国书，我想，说“年青人不要读中国书”的文学鲁迅和写《中国小说史略》现实的鲁迅都是一回的。那时年幼无知，把鲁迅“年青人不要读中国书”这句话曲解了，毕竟他说此话的背景是在“五四”新文化时期，这位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影响下的鲁迅，这时期他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著，他倡导的是中国的新文化，那时国民知识分子还是那么的拒外地沉浸于古老且幽雅的文言世界里，以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与现实人生的血肉联系，“不读中国书”或许是一种“必要的丧失”。正因为鲁迅看到了中华民族需要文化的更新，不能再关门拒外，大声疾呼“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就是要去“拿来”新的文化。这样说法不是真的不要读中国书，恰恰是要把中国读透，才有可能去接受国外的新进文化，才有可能去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犯了这点小错，我想那时大抵是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的过激文化表象罢了。时过变迁，当今再看，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经得起再三阅读与品味的经典。

　　不少读书写作人很讲究计划，那是智者，我不属于这类。喜读书不假，但，所谓的讲究写作计划就很难做到了。写作这东西，想写并写，不想写你把他头摁在桌案上也无济于事。再说读书未必是为了写作，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是个人的人格修为，写作虽很个人化，然而它或多或少还带点儿功利，而读书就没半点儿功利。对于写作我是随意的，随意自己的性子来写。说是随意性子倒不是不讲严谨，要竭力遵循鲁迅所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我努力这样做了，尽管没做好。

　　不写也罢，要写就得认真严谨，读书亦如此，要使书充满灵魂必须要有一个主人的参与，更重要的不在于书而在于它的主人，两者之间必须构成一种默契，还要有一个好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书屋。我一向认为书是有灵魂的，它的归属感在读它的人。书屋就成了这个人的精神格调，成了这个人家室的窗口，这个人的灵魂。我想，没有书屋的人是贫乏的人，没有书屋的家室是简陋的居所；再丰富的摆设都是寡淡乏味的，人犹如生活在沙漠里，心灵缺少绿色，视野里成为一片色盲。西班牙作家卡洛斯在他的《风之影》写道：“你看到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不但是作者的灵魂，也是曾经读过这本书，与它一起生活、一起做梦的人留下来的灵魂。”我想，灵魂好比人体需要穿衣服，穿衣不仅为了保暖也为了美观，而灵魂的保暖与美观需靠读书来获取，书读得越深入灵魂的衣体就越美观，整个人散发出的气质就高贵。只有读书的人、爱书的人才能穿上有灵魂的衣裳。 

 注：“夜航斋”为鄙人读书写作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