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安“建本”考述

在建阳发现的原始“建本”雕版。

“图书之府”指的是的古建安（今闽北建瓯、建阳），宋代建安已是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古代建安版图书俗称“建本”，既为“建安版画”，系指建阳、建瓯的雕版刻书，它兴于宋盛于明，延续到清代，上下800多年。在宋代之前书籍是没有封面和插图，只是用白纸包装，自有了建安刻书之后，才有了书籍的封面和文字内容的插图，标志了中国图书业走向成熟。

宋元时期建安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安县及其境内麻沙、崇化两镇，明清时宁县与建安县合并为建宁府，仍是我国刻书作坊聚集地之一。书坊有麻沙建安堂、建安群玉堂、建宁一经堂属建宁府的尚有黄三八郎书铺、陈八郎书铺等。元代建安公私刻书行业犹有扩展。建安椿庄书院刻的《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插图甚多，又有鳌峰书院、日新堂、勤有堂、勤德堂、公安部堂、翠岩精舍、宗文堂、积诚堂、与耕堂、余庆堂等均名肆，鳌峰熊宗立种德堂一家则延续到明万历间还在刻书。

建阳地处福建北部武夷山区，古属建安郡治，唐代以来手工业发达，文风隆盛，北宋中原文化开始南移，建阳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南宋时，朱熹留居于此，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吸引了不少学者纷至沓来，从而促进了刻书业日趋繁盛。书坊集中于崇化、麻沙两镇。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特别提到“麻沙本”图书，从现存宋刻“建本”《老子道德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等考察，当时这里的刻书已相当精美，并已有插图，十分生动。在众多插图本图书中，当以北宋仁宗嘉八年（1063）余靖安勤有堂刻印的《古列女传》年代最早水平最高，插图题为顾恺之画，虽为书商假借名人声望的经营手段，但书中一些人物形象和构图，与现存传为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对照，确有一些关联，可能是按当时流传的顾恺之粉本摹刻。元代“建本”版画仍保持较高水平，以传世之五种全相平话及《事林广记》最为突出。其中《新全三国志平话》刻画人物生动，常能以少胜多的巧妙处理，表现复杂的情节和壮阔的战争场面，版画风格质朴而严谨，黑白分明，疏密有致，具有明快质朴的特色。特别是首创扉页版画，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末明初，建阳麻沙、崇化两镇书坊先后遭遇火灾，加上战乱，因而刻书业沉寂了一段时候，但不久即得到恢复，到万历时期（1573——1620）进入全盛，刻书量和行销面都超过往昔。“建本”图书以社会中下层为对象，刻书内容非常广泛，尤以通俗的戏曲小说为多。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各书坊都在书籍插图上大做文章，纷纷以“全像”、“绣像”、“出相”、“补相”为招揽，花样百出，影响到金陵版和徽版图书争相仿效。这种竞争，有力地推动了版画的发展，如余象斗双峰堂刻印的《水浒志传》、乔山堂刘氏刻印的《西厢记》等，绘刻刚劲明快，清新自然，堪称“建本”版画辉煌时期的代表。

就小说版画而言，福建建安派历史最久，自宋刊《列女传》、元刊《连相搜神广记》、《全相平话五种》，至明嘉靖、隆庆诸本，皆为建版。就其发展来看，建安版画曾有两个雕印中心。宋、元时书坊多聚集于建安县，入明后渐衰，建阳县则取而代之，成为书坊林立之处。两处所刊版画，风格无异，故统以“建安派”冠之。

纵观中国图书发展史——从手写到印刷是历史性的跨越，它是文化知识向大众传播与普及的发展脉络。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宋代是关键时期，民间坊刻业的崛起，书籍大众化、通俗化的商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突出的一种文化奇观，其中以大量版画为特征图文并茂的插图本盛行于世，版画插图成为宋、元、明、清社会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大众图书艺术。“建本”无书不图的现象，使之“建安版画”更具代表性。自明万历至明亡，是建安派版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其间书肆主要集中在建阳麻沙、崇化两处。相比之下，更以崇化为大宗。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据统计，现今在建阳境内尚有名称可查考的坊肆，就有九十家左右，书业之盛，可见一斑。这些坊肆，刻印了大量的小说版画。可以说，古小说版画的大繁荣局面，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了第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建阳余氏刻书，它是明万历时建安派版画的主将。余氏刻书历史悠久，自宋时余靖庵摹刻《列女传》，兹后递代相承，子孙世业，直至清初，仍有版画作品行世。其间最有名的书坊，首推双峰堂。双峰堂主人名余象斗，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双峰堂所刻书或有刊署余象乌、余世腾者，据考皆为余象斗的别署。双峰堂所刻小说，数量极多，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列国志》、《两晋志传》、《两宋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英烈传》等广为流传的小说，无不锓梓。其他如萃庆堂，克勤斋等，亦是余氏中的有名书肆。

除余氏外，建阳还荟集了不少他姓的刻书家，如熊氏熊龙峰的忠正堂、熊清波诚德堂、熊宗立种德堂、熊鹿台忠贤堂、熊氏宏远堂等；刘氏刘龙田乔山堂、南闽潭邑艺林刘氏太华等；杨氏清白堂，书林杨居寀等；郑氏联辉堂、宗文书堂等，举不胜举。建阳书业之盛，于此可见。

建阳书肆所刻版画，以上图下文为多，绘镌简单明了，质朴生动，一部长篇小说，配制的图版往往上千幅不止，展开来看就是一幅上下衔接，层次清楚的连环画长卷。明大学问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谢肇淛亦言：“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纸版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记，非以传世也。”（《五杂俎》）指的主要是刻印技术及校雠优劣，并不及于版画。但若推及版画，建阳所刊，也是较为粗糙的。然而建本书之所以能常盛不衰，靠的正是数量多而价低廉，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就小说版画而言。上图下文式图文相接，上下相连，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图文并茂，深受大众欢迎。

就版式而言，上图下文仅是建本小说版画最常见的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如双峰堂刊《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等书，均插有单面方式图。余氏萃庆堂小说版画，所见整版图更多，如《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锲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皆为双面连式；所镌《一见赏心编》，则为单面方式。这些本子的插图，镌刻相对精细，与活跃于万历中期的金陵名肆文林阁、广庆堂等所刊版画在风格上相近，由此也可看出两地小说版画在技术、风格上的相互借鉴，及建安派版画由粗至精的发展脉胳。

清代康乾以后，建安刻书业由于康乾两朝严禁“淫词小说”和不敌金陵、徽派的经营手段而衰落，至道光咸丰年间麻沙“市屋数百家……无一书坊也”，建安版画随着建阳刻书业延续800多年的发展也就销声匿迹。

尽管建安派版画总体上看粗略，纸墨择选亦未见精良，但就小说版图而言，它毕竟是当时最为活跃的一支。其所做的许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意义。在版式、构图、表现手法等诸方面，对后世及其他流派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整个中国图书发展史和版画艺术的贡献可低估。

由于“建本”流传于民间中下层，过去不为收藏家看重，因而现存很少，反倒是在日本和韩国有不少收藏。鲁迅先生对版画艺术情有独钟，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在上海提出版画“回娘家”，主办“木刻讲习会”，揭开了中国现代创作版画的序幕。抗战期间，浙江丽水“浙江木刻用品供应合作社”以及一批版画家杨可扬、郑野夫等从江西上饶迁至闽北崇安县（现武夷山市）赤石一带开展木刻活动，在闽北“建本”的故乡播撒下了现代版画艺术种子。郑振铎先生认识到建安古版画的艺术价值，曾着力搜寻而有所收获，并赞赏道：“可以看得出建安版的书，总是以有插图为其特色之一的。”但可观收获的还是由美术史学家周芜先生历30余年奔走完成，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通过国际交流，周芜先生从日本内阁文库等处寻觅到不少建安古版画的孤本和绝本影印件，如元刻五种全相平话等，全面丰富了“建本”开创、发展、繁荣经典与普及书籍的史料，极为珍贵，并与周路、周亮合作编纂了学术典籍《建安古版画》。编著者精心遴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建安版本、建安不同时期具有代表风格的版画，特别是将已列入另外一家出版社待出的《日本藏中国古代版画》书稿中有关建安部分提出，汇入本编。这部分资料图像清晰、精美，还原逼真。《建安古版画》共选用了约100多个版本、500多幅画作，基本上能展现建安版画的发展历史与整体风貌。

松溪版画秉承建安“建本”印刷遗风和新兴版画的精髓，以其独特的个性、生动的造型、淳朴厚重而著称。2000年6月，松溪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版画艺术之乡”。  

          “建本”《皇明诸司公案传》

     周芜、周路、周亮合作的学术典籍《建安古版画》

陈铎现为武夷学院美术系教授、南平市文联副主席。

                民间收藏的“建本”

          现代版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