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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橡树挺拔，爱情绚丽（散文）
(2007-06-24 20: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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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呼唤爱情感悟随笔 |
分类： 散文 |
文/冯顺志
前些日子，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女作者回来省亲，约我去喝酒。我说那就去我们当地生产绿茶的那个茶楼吧，她说不。按理说她是客我是主，理应我请她，可她很矜持，要我去一家名曰“红与黑”的酒吧；她执拗地认为只有喝酒的时候，两者才能找到平等对话的感觉。我明白了，也许过去我们相处的时候，大抵上我总给她有一种不平等的说教感觉。
情调暧昧的酒吧氛围确实能使人有些晕乎。我想她之所以约我到这样充满靡丽的地方，是为了拉近她与我心灵之间的距离；在霓虹灯围笼下大家都不必有过多的礼数，完全可以敞开心扉畅谈。然而，面对一位小我十多岁的女孩，我能做到年龄差异的“无距离”畅谈吗？现在她已长大了，且有自己的许多想法，看来与这位我曾经在创作上辅导过、如今取得一定成绩的她——在思想上恐怕有了很大的分歧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高雅，仍然没有脱尽少女时期那固有的可爱稚气。
殊知道她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好的酒量，坐下还不到半个时辰，一瓶XO差不多见底了。
“听说你又离婚了？”我凭借酒兴问。
“奇怪吗？！”她不以为然地反诘。
“这回是为什么？”我知道她曾经有过令她伤痛的短暂婚史。
“不为什么，就为了高兴！”她又举起杯，“老师！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我。来，我再敬你一杯，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培养！”
“不用谢，那是我工作上的职责，也是应该的。酒你少喝些。”我向来不胜酒力，看她的状态似乎有点醉意了，劝阻她别往下喝。我想，她难得回来一次，聚一回不易，借此机会安慰她、开导她，尽量按她要求的“无距离”平等对话。我接着说，“高兴就离婚，那么不高兴呢？离婚未必是坏事，但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草率了些？且不说你对别人不负责任，对自己总该负责任吧？你应该振作起来，不要因为感情上的挫折而改变你对人生美好的初衷。”
“不高兴就不离呗！其实婚烟就这么简单。我知道你始终是个完美主义者，过去你总是以一种完善人生观和唯美的爱情观来影响我。但你内心的情感世界我还是能够品味的。尽管你从未和我谈过你的感情问题，但我还是可以从你的许多小说、散文作品中看出你更像个痛苦理想主义者。只不过你对情感问题显得稳健而内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你在委曲自己。说真的，过去我在文学上不但得到你的很大帮助与影响，而且在人生观方面也同样受深你的影响，总是按你的那崇尚美好人生境界，把自己塑造成为精神天使，结果如今这位昔日的小天使却伤痕累累……唉，我现在变了，变得有时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老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但有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变的，始终非常的尊敬你；景仰你的人格。你永远是我人生与文学创作上的好老师！可是……哦！我的那部长篇小说《逃离爱情》你看了吗？”她伤感地如是说。
“看了，”我避开她谈及我的话题，直接回答她最后一句话题，我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在宣扬爱情虚无论和泛爱主义？！这不好，你也是位作家了，对婚姻与爱情不应该持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虚无态度。”
“是的！现在是感情成儿戏、爱情无保证的年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现在人们越来越自私，爱情只是个奢侈品，再谈什么负责任，受伤害的永远只能是自己。”
面对她，面对这复杂的人生话题，我哑然了。原先她那靓丽、温馨、自然、纯真——像春天初放的花一般美好感觉，刹那无踪影了，心里漫过一阵纳兰性德那首木兰词“人生若只如初相见”的无奈与酸楚。是啊！人生若只如初相见，该多好！
“感情成儿戏，爱情无保证”是许多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人，在谈到爱情观时比较常用的轻蔑语气。
社会学家把“七十年代出生”看作一种文化的界定。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他们生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发生了开始模糊后来清晰起来的人本欲望。也就是说从一个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追逐，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催化成为人本价值的追求象征。这种变化最初潜藏在经济政策的开放中，到后来社会的大变革更是强化了这种意识的生长，最终则成为一切目标的根本动机和最终目的。而对这一代没有多少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行为约束的人而言，它却意味着任意选择一切的同时也被动地接受一切。黑格尔曾说：人类是一种“两栖动物”，一方面在寻常的物资世界里，受到需要和贫困的压迫，受到自然的约束，受到自然冲动和情欲的支配和驱谴，“纠缠在物质里，在感官欲望和它们的满足里”；另一方面，人又要维持自己为人的权利和价值，“把自己提升到永恒的理念，提升到思想和自由的领域”。
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许多年轻人中，他们想把这个两栖的矛盾调和，在背景化的生存之中达到消解矛盾的目的。这时，社会像一面大镜子，默默地反映着这一切，同时又无穷无尽地增生着这一切。而这面镜子却让人焦虑，无处巡行的一面只有逃避，那便是流浪，行走，被自我放逐，在这被自我放逐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自恋”情怀。
“自恋”一词源出于古希腊神话。有位叫那柯索斯的美少年，他在湖边看到水中的自己倒影的美丽容颜，便自恋不已，而于自我欣赏时落水而死，成为水仙花。世人将这种自恋自爱的情结称“水仙花情结”或“那柯索斯情结”。尼采将自恋视为广泛的社会心理现象。他认为“对自恋者来说，惟一完全真实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是感情，思想，抱负，愿望，欲望，肉体，是他们所有的一切或属于他们的一切。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身外的人与物都是灰色的，丑陋的，暗淡无光，近乎虚无。”
六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受到一位女诗人高尚“爱情诗”的濡染与熏陶，在那个大谈爱情与诗歌的八十年，女诗人曾经为人类永恒的主题——对爱情是这样情深意切地吟唱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的伟岸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一时间橡树成为一代人追求崇高爱情的象征。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所谓主流意识中，这一完美的爱情图景似乎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爱情的美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难道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舒婷式地“爱情情结”真的终结了吗?
时常我在想，像美国这样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人们照样在渴望着真诚爱情的回归与到来，甚至是那么的迫不及待，这种精神焦虑很快就反映在美国的意识形态里，出现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泰坦尼克号》似的爱情价值取向观。于是在上世纪末，一艘来自大西洋彼岸《泰坦尼克号》的巨轮，载着人类永远向往的爱情天使驶向中国大陆。这部耗资巨亿、精心制作的影片以它恢宏而细腻的笔调，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最古老最有魅力的爱情命题，她像一道绚丽多姿的流行色，将舒婷理想中的“完美爱情图景”拉近了，将这位纤弱文静的女诗人的“爰情情结”复活了。
《泰坦尼克号》惊心动魄地叙述了富家女露丝与穷画家杰克，在一艘豪华巨轮上的一段浪漫而又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泰坦尼克号》的不朽魅力不仅在于它精心构筑了一个世纪初旧日文明的豪华场面，在这个场面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富有与贫穷，金钱与爱情、真诚与伪善、正直与邪恶、美丽与丑陋、求生与死亡的矛盾冲突，还在于影片注入了更为新鲜的 “爱情理想主义”的深刻内涵。
难道在中国真的出现了“感情成儿戏，爱情无保证”的年代？现今流行着一句令人茫然的话——“不谈爱情”。近十年来中国小说界频频揭示过这一问题，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池莉的《不谈爱情》等都真实地再现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今天的都市充满了竞争，充满了浓重的商品气味，人们生活得异常紧张，而爱情是浪漫的，需要时间和想象去营造，有时人们不得不去选择婚姻，而可以不谈爱情，而更多的人面对汹涌的经济大潮，对爱情你姓什么持一脸的茫然像。不能不说这种现状是世纪末（初）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大缺失。《泰坦尼克号》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提供了精神皈依参照本——在那个破碎的世界里能够寻求到完整真诚的爱情，而在今天完整的世界里更应该有真诚完整的爱情。我想，在信息与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不应该“不谈爱情”，更应该有和谐的爱情依附。当然，爱情与婚姻是分开的两部分，在表现上，爱情更明确，是一种情感高峰状态的表现，而婚烟则更内敛、更含蓄。迈进婚姻生活的时候，一向以含蓄著称的中国人就将爱情收藏在内心，所以今天我们不该说“不谈爱情”，反之应该多谈爱情，让舒婷的爱情“橡树”永远挺拔在每个人心中；愿爱情如杰克和露丝一样，永远绚丽而永不沉没。
情调暧昧的酒吧氛围确实能使人有些晕乎。我想她之所以约我到这样充满靡丽的地方，是为了拉近她与我心灵之间的距离；在霓虹灯围笼下大家都不必有过多的礼数，完全可以敞开心扉畅谈。然而，面对一位小我十多岁的女孩，我能做到年龄差异的“无距离”畅谈吗？现在她已长大了，且有自己的许多想法，看来与这位我曾经在创作上辅导过、如今取得一定成绩的她——在思想上恐怕有了很大的分歧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高雅，仍然没有脱尽少女时期那固有的可爱稚气。
殊知道她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好的酒量，坐下还不到半个时辰，一瓶XO差不多见底了。
“听说你又离婚了？”我凭借酒兴问。
“奇怪吗？！”她不以为然地反诘。
“这回是为什么？”我知道她曾经有过令她伤痛的短暂婚史。
“不为什么，就为了高兴！”她又举起杯，“老师！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我。来，我再敬你一杯，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培养！”
“不用谢，那是我工作上的职责，也是应该的。酒你少喝些。”我向来不胜酒力，看她的状态似乎有点醉意了，劝阻她别往下喝。我想，她难得回来一次，聚一回不易，借此机会安慰她、开导她，尽量按她要求的“无距离”平等对话。我接着说，“高兴就离婚，那么不高兴呢？离婚未必是坏事，但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草率了些？且不说你对别人不负责任，对自己总该负责任吧？你应该振作起来，不要因为感情上的挫折而改变你对人生美好的初衷。”
“不高兴就不离呗！其实婚烟就这么简单。我知道你始终是个完美主义者，过去你总是以一种完善人生观和唯美的爱情观来影响我。但你内心的情感世界我还是能够品味的。尽管你从未和我谈过你的感情问题，但我还是可以从你的许多小说、散文作品中看出你更像个痛苦理想主义者。只不过你对情感问题显得稳健而内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你在委曲自己。说真的，过去我在文学上不但得到你的很大帮助与影响，而且在人生观方面也同样受深你的影响，总是按你的那崇尚美好人生境界，把自己塑造成为精神天使，结果如今这位昔日的小天使却伤痕累累……唉，我现在变了，变得有时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老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但有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变的，始终非常的尊敬你；景仰你的人格。你永远是我人生与文学创作上的好老师！可是……哦！我的那部长篇小说《逃离爱情》你看了吗？”她伤感地如是说。
“看了，”我避开她谈及我的话题，直接回答她最后一句话题，我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在宣扬爱情虚无论和泛爱主义？！这不好，你也是位作家了，对婚姻与爱情不应该持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虚无态度。”
“是的！现在是感情成儿戏、爱情无保证的年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现在人们越来越自私，爱情只是个奢侈品，再谈什么负责任，受伤害的永远只能是自己。”
面对她，面对这复杂的人生话题，我哑然了。原先她那靓丽、温馨、自然、纯真——像春天初放的花一般美好感觉，刹那无踪影了，心里漫过一阵纳兰性德那首木兰词“人生若只如初相见”的无奈与酸楚。是啊！人生若只如初相见，该多好！
“感情成儿戏，爱情无保证”是许多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人，在谈到爱情观时比较常用的轻蔑语气。
社会学家把“七十年代出生”看作一种文化的界定。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他们生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发生了开始模糊后来清晰起来的人本欲望。也就是说从一个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追逐，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催化成为人本价值的追求象征。这种变化最初潜藏在经济政策的开放中，到后来社会的大变革更是强化了这种意识的生长，最终则成为一切目标的根本动机和最终目的。而对这一代没有多少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行为约束的人而言，它却意味着任意选择一切的同时也被动地接受一切。黑格尔曾说：人类是一种“两栖动物”，一方面在寻常的物资世界里，受到需要和贫困的压迫，受到自然的约束，受到自然冲动和情欲的支配和驱谴，“纠缠在物质里，在感官欲望和它们的满足里”；另一方面，人又要维持自己为人的权利和价值，“把自己提升到永恒的理念，提升到思想和自由的领域”。
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许多年轻人中，他们想把这个两栖的矛盾调和，在背景化的生存之中达到消解矛盾的目的。这时，社会像一面大镜子，默默地反映着这一切，同时又无穷无尽地增生着这一切。而这面镜子却让人焦虑，无处巡行的一面只有逃避，那便是流浪，行走，被自我放逐，在这被自我放逐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自恋”情怀。
“自恋”一词源出于古希腊神话。有位叫那柯索斯的美少年，他在湖边看到水中的自己倒影的美丽容颜，便自恋不已，而于自我欣赏时落水而死，成为水仙花。世人将这种自恋自爱的情结称“水仙花情结”或“那柯索斯情结”。尼采将自恋视为广泛的社会心理现象。他认为“对自恋者来说，惟一完全真实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是感情，思想，抱负，愿望，欲望，肉体，是他们所有的一切或属于他们的一切。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身外的人与物都是灰色的，丑陋的，暗淡无光，近乎虚无。”
六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受到一位女诗人高尚“爱情诗”的濡染与熏陶，在那个大谈爱情与诗歌的八十年，女诗人曾经为人类永恒的主题——对爱情是这样情深意切地吟唱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的伟岸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一时间橡树成为一代人追求崇高爱情的象征。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所谓主流意识中，这一完美的爱情图景似乎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爱情的美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难道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舒婷式地“爱情情结”真的终结了吗?
时常我在想，像美国这样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人们照样在渴望着真诚爱情的回归与到来，甚至是那么的迫不及待，这种精神焦虑很快就反映在美国的意识形态里，出现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泰坦尼克号》似的爱情价值取向观。于是在上世纪末，一艘来自大西洋彼岸《泰坦尼克号》的巨轮，载着人类永远向往的爱情天使驶向中国大陆。这部耗资巨亿、精心制作的影片以它恢宏而细腻的笔调，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最古老最有魅力的爱情命题，她像一道绚丽多姿的流行色，将舒婷理想中的“完美爱情图景”拉近了，将这位纤弱文静的女诗人的“爰情情结”复活了。
《泰坦尼克号》惊心动魄地叙述了富家女露丝与穷画家杰克，在一艘豪华巨轮上的一段浪漫而又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泰坦尼克号》的不朽魅力不仅在于它精心构筑了一个世纪初旧日文明的豪华场面，在这个场面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富有与贫穷，金钱与爱情、真诚与伪善、正直与邪恶、美丽与丑陋、求生与死亡的矛盾冲突，还在于影片注入了更为新鲜的 “爱情理想主义”的深刻内涵。
难道在中国真的出现了“感情成儿戏，爱情无保证”的年代？现今流行着一句令人茫然的话——“不谈爱情”。近十年来中国小说界频频揭示过这一问题，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池莉的《不谈爱情》等都真实地再现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今天的都市充满了竞争，充满了浓重的商品气味，人们生活得异常紧张，而爱情是浪漫的，需要时间和想象去营造，有时人们不得不去选择婚姻，而可以不谈爱情，而更多的人面对汹涌的经济大潮，对爱情你姓什么持一脸的茫然像。不能不说这种现状是世纪末（初）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大缺失。《泰坦尼克号》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提供了精神皈依参照本——在那个破碎的世界里能够寻求到完整真诚的爱情，而在今天完整的世界里更应该有真诚完整的爱情。我想，在信息与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不应该“不谈爱情”，更应该有和谐的爱情依附。当然，爱情与婚姻是分开的两部分，在表现上，爱情更明确，是一种情感高峰状态的表现，而婚烟则更内敛、更含蓄。迈进婚姻生活的时候，一向以含蓄著称的中国人就将爱情收藏在内心，所以今天我们不该说“不谈爱情”，反之应该多谈爱情，让舒婷的爱情“橡树”永远挺拔在每个人心中；愿爱情如杰克和露丝一样，永远绚丽而永不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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