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对一个文化人的文化生命来说，自不多言了。我想，每走到一处自己认定这生中非朝圣不可的地方，除了知识的长进、眼球的过瘾、肉身的愉悦都在其次，而全身心浸淫在那里的精魂内核才是重要——这大抵叫做精神体检吧。精神体检属高层次的心灵活动，这种妙不可言的高级享受，需要有个让你灵魂深处得以慰藉和心灵话语系统的对应物；与你的文化人格构建的对应物交融互汇，酣畅淋漓地将积蕴蓄在你生命中的激情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有可能的前提下，找准这个季节，背上简便的行囊，迈开文化意味的步履——走向我所需要朝圣的地方的缘由了。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山，深腹里包裹着怎么样的一座书院，呵！庐山五老峰南下——在群山绿树掩映中的楼阁庭院式的古建筑，是个封尘了几多世纪，却又时时被中国文化人魂牵梦萦的书院。此行目的不在于纯粹观赏——那跌宕有致的建筑、气韵宏伟的古朴、洋溢典雅的气息，而是来寻访这里最早主人的足迹，和后来把持这里的伟岸身影，以心灵的追问，谛听那曾经饱满悠扬的琅琅书声。然而它前后的主人和健朗的书声早已湮灭在千年时空里，那我还在寻求什么呢？

　　时光倒流一千多年前，南唐升元年间，时值油菜花开得正灿烂，一切沐浴在春晨曙色里，江州刺史李渤牵着一只白鹿旧地重游，悠然自得往山峰回合、石环天然貌似洞形的后屏山一路踏青而来。新出任的江州官员今天难得有个好心情，李渤置身在苍松翠竹、郁郁葱葱的胜境中，。久违了，这空幽的景致再次让这位洛阳人陶醉不已。游了好半日，李渤似乎有点累了，终于在幽静山谷的一角落站住了。李渤轻松地叹过一口气，十分地惬意地朝四周环顾一番，脸上堆满了得意的笑意，他捋了捋足有半尺长的胡子，似是对着他终日相随的白鹿说：年轻时，我和我弟弟李涉发现这里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没有市井之喧嚣，有的是泉石之胜境，是隐居读书的理想之所，于是我们就隐居这里读了好几年的圣贤书。想当年，尽管兵荒马乱，各处学堂毁坏，可江州的士子还是多次前来求教我们。还有那些到庐山隐居和避难的读书人，也常到这里来和我们研讨学问，交流心得，那是个怎样令人追怀的美好日子啊。如今我出任江州，有能力为这里修建一座供学子读书立说的书馆。说到白鹿，这个充满人性化的神奇故事：早年李渤在此隐居潜心读书的日子里，感动了一只白色的神鹿，悄然来到他身边与其朝夕相伴，日子长了，白鹿被主人驯服，善通人性，能为主人起居生活服务。白鹿常常跋涉二十余里，到镇上为李渤沽酒买墨，投递书简。需购物品时，李渤就写张纸条，连同银两放在小竹筐里，挂在鹿角上，白鹿就会将主人需要的东西带回来，从此人们管李渤叫“白鹿先生”。李渤业成后，白鹿却死了。若干年过去了，此时此景让李渤无限感慨。值得欣慰的是，李渤这番心声，也能够得到新驯服的、同样能帮主人传递信件和物品的白鹿响应，“咩咩”几声，算是听懂了主人的心声。不久“白鹿先生”在此修建亭榭殿堂，置学田数十亩，初步有了书馆的雏形，号为庐山国学。然而，李渤谢世后不久，白鹿洞书馆陷入岑寂荒凉。

　　尽管白鹿洞书馆的主人走了、岑寂了，历史的进程既有它的层断面更有它的连续性，而文化的韧性从未过萎缩过，白鹿洞于今后的命运自然有它的追随者来承继、把持。一百多年后，一位大儒的名字永远与白鹿洞书院黏合在一起。   

    说到历史上的书院总也绕不过一个人——朱熹。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南宋理学三大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并不陌生。最早接触到朱熹名字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在大批判的语境里，朱熹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典型材料横加批判。在我年少无知的印象里——朱熹只给我留下一个道貌岸然、虚伪遮己、严苛待人、灭绝人性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之印象，其他就知之甚少了。十几年后，我在涉及闽北地方文化时，才真正开始接触朱熹，对朱子理学思想、教育思想有了粗浅的认识。过去我们片面地认为朱子理学思想纯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完全基于政治的需要，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误区，更是文化上的误区。从历史来审视，这一理学核心要旨大抵在于为了构建一个安定和谐社会，当然也不排除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成分。我想不论朱熹理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如何被历朝历代政治集团利用、改造、扭曲，有害中国文化之弊，但他的核心思想对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意义也是重大的。我甚至偏激地认为闽人至少要懂点朱子才不枉做福建人。如今回过头来审视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内核——它是“程朱”的“心性义理”的理学重心思想部分，是宋明儒学的主题。所谓“心性义理”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通过“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理学理念，来修正人本道德修养和维护社会秩序问题，倡扬社会秩序、人际关系、人文环境的和谐进展，并非简单视为扼杀人性的禁欲主义来苛求于民，是律人律己、律下律上的道德理念。对人心冷漠、功利自私、道德缺位、腐败孳生的当下现实社会，仍有其现实“律”的作用。

    朱熹与南宋书院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说，是积弱积贫的南宋造就了朱熹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目睹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佛道的流行，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被打破，加上金军的入侵，宋室的南渡，在国家山河破碎的政治背景下，文化与教育事业陷于崩溃边缘，世袭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再也无法肩负起培养社会人才的作用了，官学教育成了名无实的摆显。朱熹眼看国家日益走向衰败的局面，心急如焚，于是，朱熹立志通过创办书院来实现教育改革的宏愿，为达到立学教人的目的，解救国家于倒悬。南宋乾道六年（1170），四十一岁的朱熹开始在武夷山脉探求传播文化、实践教育之路，他那强劲的步履让闽北大地蒙上一层浓厚、温煦的文化氛围。二十多年间，朱熹在建阳寒泉坞创建了寒泉精舍，这是他在闽北创办的第一所书院。若干年后，朱熹又在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交界处的莒口东山庐峰之巅创办云谷书院，作为讲学著述之所，还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后名紫阳书院，广泛招收门徒，传播理学。最后在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由于学徒增多，朱熹将竹林精舍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后称考亭书院，全盛时学生达数百人之多。朱熹死之后，宋理宗亲笔题“考亭书院”牌匾，刻在书院前的牌坊上。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有67所：创建4所，修复3所，读书讲学47所，题诗题词13所……可见，南宋书院的繁荣发展与朱熹的教育实践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对白鹿洞书院贡献最大仍然是朱熹，他刚到江西为官时，就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拨巨款重建书院，搜遍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用品以供办学之用。宋书院的发达盛行，甚至几乎取代官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轫于朱熹修复的书院便是白鹿洞书院。关于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我想有必要花些笔墨渲染，1197年的仲春，朱熹以秘书郎授知南康军的身份来到星子县。朱熹到任伊始，便接二连三地张榜、行牒，反复申明，凡知白鹿书馆实情者，“不拘早晚，赴军衙门诉说，切待并行审实措置施行”。这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事年。当朱熹怀着一颗为复兴育人书院的焦急之心步入白鹿洞学馆遗址时，迎接他的是一片苍翠欲滴、铁臂虬枝、针叶灿然的古松。朱熹抬头凝望，棵棵硕大的松树蕴藏着一种不可言状的神奇气势，散发出勃发的生命力，展示出一种崇尚的优雅肃穆、礼性修养、风貌气韵逼仄着朱熹，顿时让他产生一种强度的庄严感与神圣感。朱熹完全被这里的地势环境迷醉了，他深为李渤超人的眼光所折服，正如李渤在《真系》中所描绘的那样：“溪由洞底而过，若阴阳鱼中线，地生灵气焉。”朱熹感喟，这真是个“无市井之喧，有山泉之胜”读书讲学的好地方啊！难怪乎，李氏兄弟选此地“隐居理道”，并驯养了一只“慰情聊胜”的白鹿为伴。但李氏兄弟俩谁也没有预见到，一个多世纪后，竟然以这只白鹿为这里命名，成为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人顶礼膜拜的精神图腾。
　　废坏殆且百年的白鹿洞书馆，满目苍凉，原有的房舍均已坍塌，学田散失，文书典籍皆毁。朱熹以超凡的大家气度，仅用半年时间就把书院兴复起来了。中国历史代文化人，在他所处的时代想办成一件事情都是极不容易的，这不仅需要为事者人格精神的强大，社会威望的拥戴，还需要为事者当时所掌控的一定的权力，试想如果朱熹仅此一介书生，手中无半点权力，能够将这座如此庞大的书院修建起来吗？书院修后，朱熹立即意识到书院办学的精神宗旨，必须有个学规来体现书院基本精神。在一个晚秋肃杀的夜晚里，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徘徊在密林幽径深处冥思苦想，熬了几个不眠之夜，终于订立出一整套忠于封建社会纲常的总精神——后来成为元、明、清朝代实施教育的共同准则《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其中规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要义是精华部分，它要求学生多读书，多请教，多思考，多分析，多实践。他还总结出《朱子读书法》，精辟地指出，学习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之要领；提出教养、求学、修身、处事、接物之道。朱熹还在学规之后，特别对学习与修身作了一番精辟的诠释：“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讲学和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朱熹明确把讲明义理，道德修身的教育思想作为书院的教育最高宗旨。《白鹿洞书院揭示》严密的学规，不颓的精神内涵，使白鹿洞书院成为几多百年来中国社会教育的最高准则，着实有它深刻的治学、做人、处世意义。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整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不失积极意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系列学习程序，让代代多少学子永久受益，在重塑儒家经典、掇英弘菁、培养士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流连在白鹿洞书院里，还让我让眼前一亮的是“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勒石为记的内容。朱熹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提出：“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70）。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理无所不在。尽管朱熹与陆九渊的哲学观点、教育思想、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但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朱、陆的主要分歧是对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等问题的分歧。朱熹的理一元论把自然界和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思想、行为准则都归结为“理”的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朱熹主张通过多读书，“泛观博览”去达到对“理”的认识。由于这种方法十分复杂繁难，必须下最大功夫才能达到目的，因此陆九渊觉得它太支离烦琐，按照他的“心即理”观点，陆九渊主张求理不必向外用功，只须 “自存本心”，“保吾心之良”，就可以达到对“理”的把握。陆九渊指责朱熹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全是多余。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所不同的是朱熹属客观唯心主义，而陆九渊属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终究是殊途同归。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朱熹为了能够面对面地听到不同的声音，他还是邀请了“论敌”象山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登上白鹿洞书院讲台进行学术交流。在这讲台上，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讲述出令人博彩的观点，使之朱熹和他的学生佩服不已。自那次学术交流，让朱熹在心灵上大为震动，后来朱熹与他的学生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这是朱熹开创了书院邀请不同学派讲学之举，主张不同学派间学者进行交流学术，汲取营养，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作为一代大儒，要做到不党同伐异，只求同存异实在不易，这需要以超常的勇气来摈弃门户之见，体现了书院这个既是理学教育思想的实践基地，又是研究理学思想的学术场所。从此，白鹿洞书院严格按照这办学方针，为后来白鹿洞书院的繁荣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追怀历史，从南唐李氏的“引流植木，建台筑榭”的白鹿洞书馆，到朱子创建中国高等学府的白鹿洞书院，始终没有悖离传播文化、学习方法、交流学术、培养士子、文化人格构建融为一体的这个根本宗旨，它强健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基。时光在无声流失，多少人间事过眼烟云，而千年书院依然以它不朽的精神所在盘踞在深山密林里，源源生发出古朴韧性的文化气韵，它像一位悠远深邃中的睿智老人，默默地注视着世事辉煌与衰微的轮回。

          （转自《福建文学》）      

　

              （2007年4月1日第二次拜谒白鹿洞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