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艺术家的惨淡人生

　　到青海采访的时候，听说有一位叫安来财的农民，是个擅长漆画的画匠，双眼失明多年后，在“健康快车”上得到救治。对画画的人来说，眼睛是多么重要!治好了眼睛的他，是不是又重操画笔了呢?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青海省湟中县马场乡加牙村找到了安来财家，谁知却吃了个闭门羹。—位邻居奶奶说，安来财下地去了。看来，安来财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农民画家，会画画，又能干农活。

　　热心的乡亲把安来财从地里找了来，他驮着刚挖出的半麻袋洋芋，逆着阳光走来，手和脸，还有衣服都很脏了。村民们说，安来财五十多岁了还没娶上个媳妇，光棍汉的日子难过的很。在农村，男人娶不上媳妇、没有后人，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年过半百的安来财，一直没有成家，和母亲相依为命。2001年，母亲过世了，只剩他一人孤独生活。听安来财细说这中间的曲折，真让人不禁欷嘘。

　　安来财自小就表现出极强的绘画天分，常常用树枝在地上画画。上了小学，有了美术课，他更是进步神速，老师偏爱他，专门开小灶，教到后来，老师说，他的水平已经教不了这个学生了。可惜的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安来财只念到初中，就早早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安来财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再嫁。后来，跟第二个丈夫又生了个弟弟。同母异父的兄弟自小不和，继父也偏袒自己的儿子，家里生活困难，他就先给自己的儿子盖房娶媳妇，无可奈何中，母亲带着兄弟俩和继父分开过了。这个时候，安来财的弟弟得了肺心病，干不了农活。家里有数的一点钱都花在了给弟弟治病上。母亲也上了年纪，一家三口的生计全靠安来财忙活。许多人热心给安来财介绍对象，无奈女方得知他家生活负担重，最终都打了退堂鼓。慢慢的，除了母亲，再没有人给他张罗相亲的事了。

　　虽然婚姻—再受挫，安来财还是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他给乡亲们画柜子、桌子、寿材、门神。在他的笔下，花鸟鱼虫和神灵异兽，都色彩斑斓、活灵活现。除了绘画的天赋，安来财对戏曲和表演也无师自通。每逢过节，村里组织社火队，他都是主力演员。唱秦腔、扮演孙悟空、猪八戒是他的拿手绝活。就是这么一个艺术天分很高的人，却被贫困缚住手脚，无法施展。

　　病了14年后，同样终生未娶的弟弟去世了，对于安来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种解脱。刚刚能喘一口气的他，本指望靠画画挣点钱，娶上个老婆，过正常的生活。谁知却患上白内障，双目失明了。年迈的母亲成了安来财惟一的依靠。贫穷的日子过惯了，不能画画的日子却分外难熬。

　　为什么自己的一生如此孤独惨淡?安来财百思不解。有人说是因为他在家门口的墙上画了只“下山虎”，当然会走下坡路；还有人说，安来财这个名字，在青海方言里的谐音是“难来财”，所以一辈子受穷。安来财听了，马上挥起铲子毁掉墙上的画，还琢磨着改个好名字。他迫切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只要拿得出几千块钱，到医院做一个十几分钟的手术，安来财的命运就可以改变。可是，筹到这笔钱，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母亲老了，仍勉力支撑着，想多照顾儿子几天。不幸的是，在安来财失明后的第二年，母亲也患了白内障，视力越来越差。母子俩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命运似乎不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

　　怎么也没想到，1999年，52岁的安来财转运了。

　　1999年5月，“健康快车”开到青海省的平安县，安来财得到免费治疗，重新恢复了视力。可惜母亲还患有别的疾病，没能做成手术。

　　“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医生给拆了纱布，我走到火车门口，看见太阳底下，地皮上就像下了白霜一样亮堂。”

　　回到家，安来财烧了壶开水，倒一碗给母亲端上。母亲欣慰地说：“喝上儿子给烧的开水了!”一年以后，母亲去世了。安来财说：“我的眼睛治好了，妈妈的一片心放下了，她走得很安详。”能端茶递水服侍母亲走入人生的终点，安来财感到稍许的安慰。他说，要不是有“健康快车”，他连这点孝心都尽不上，妈妈也难以瞑目。眼睛好了，就不再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废人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安来财常常好几天不回家，在田野间游荡。高兴了或是难过了，就吼上一段秦腔。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后人，不能把自己这点画画的手艺传下去。我问他现在还画画不，安来财二话不说，用手指飞快地在地上勾出一只神气的绵羊来。

　　虽然日子过得孤独而贫穷，但安来财的生活里，还有秦腔可以唱、有正月里的社火可以闹，有斑斓的色彩可以入画……在他看来，除此也就无所求了。

97年是我最有福气的一年

　　1997年7月的—天，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医院的“健康快车”病房里，一个五十多岁的患者，握住前来探望病人的方黄吉雯女土的手，小心地问：“俺带了两百块钱，可够治病的钱?”方黄女土回答他：“不收钱的，一分钱都不收。”听到这样肯定的回答，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跟着松了口气。这个病人叫陈家福，是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的一个农民。

　　陈家福说，当时这个问题已经憋在他心里头好多天了，虽说组织他们来的干部都说不要钱，但陈家福还是担心会不会“秋后算账”。病房里一同做完手术的病友们，也都有这样的担心，大家私下里还议论，要是将来收钱，该怎么应对。方黄女士来的那天，陈家福并不知道她是谁，“我看她是个大人物，因为是省里的大干部陪着来的，还专门有人给她汇报情况，又听说是个香港人，我琢磨着她说话肯定管事儿，就壮着胆子问了她。这一问，陈家福彻底放心了，所有的患者也都放心了。

　　和别的患者比起来，55岁的陈家福说得上有勇有谋，他也的确不是个特别“安分”的农民。在阜阳地区的农村，有一种人，每逢农闲的时候，就拿着杆秤到市场上转悠，碰到别人的买卖出了麻烦，便上前说和。买方和卖方也买账，请他做中人，调解纠纷、平衡利益，双方还各出点钱给他，算是劳务费。当地把做此行当的人叫做“行头”，相当于一股意义上的中间人或者经纪人，只是在乡里，通常只有信义好、能说会道的人才做得了，做得长。陈家福就是一个“行头”，而且是一个曾经做了十多年、脑子活泛的老“行头”。无奈时运不济，中年的他过得一直不顺。

　　陈家福早年在南京军区当了6年工程兵，转业回家后，娶妻生子，务农为生。由于人多地少，手头总有点紧巴巴的。见过市面、头脑活泛的陈家福就在空闲的时候，做起“行头”，一个月能挣来一两百块钱，贴补家用之外还有了存款，小日子倒也过得滋润。万万没想到，刚刚迈进40岁的门槛，36岁的妻子因病去世，为了治病，家里还欠了很多钱。中年丧妻是人生的大不幸，陈家福独自拉扯着三个儿子，生活十分艰难。更不幸的是，陈家福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清楚地记得，1987年秋的一天，他在地里干活，小儿子在田埂上玩耍，他抬起头，发现听得见儿子的声音，却看不见儿子的身影。

　　镇上的医生给陈家福开了些眼药水，告诉他可能是白内障，还指点说市里的医院能用手术治这种病。陈家福却没有去，他说自己压根儿就没打算去，甚至连打听一下的念头都没起，因为手头没有余钱，三个儿子还要念书。就这样，坚持到1994年，陈家福双目失明了。让他欣慰的是，大儿子已经成家，能够挑起生活的重担了。

　　失明以后，陈家福觉得自己成了个废人，不仅做不了“行头”，连起码的生活也不能自理。为了不给几个儿子添麻烦，他尽量减少活动。不活动，身体自然越来越差，得了关节炎的胳膊也疼起来没完。陈家福想，自己大概就这么“完蛋”了。

　　2002年8月，61岁的陈家福声若洪钟地对我说：“1997年是我最有福气的一年!”那一年，“健康快车”治好了他的眼病，三个儿子凑钱给他治好了关节炎，最小的孙子也出生了。

　　“手术做完的第二天就查视力了，可是我还是啥也看不见。当时我心里‘咯瞪’一下：会不会我这眼病好不了了?回过头一想，不会!人家北京的好大夫还能治不好我的病?大夫也奇怪，后来检查出我的眼还有点别的毛病，就给吊了药瓶。所以我比别人多在车上住三天。吊了两天药瓶，再一查，视力0.8，好得很!我记得当时站在车上往外看，远处白墙雪白雪白的，可清楚了，我心里高兴地要跳起来!”

　　恢复了视力的陈家福，最高兴的是终于看见了三个孙子的模样，最大的心愿，是能减轻儿子的负担。他重操旧业，又当起了“行头”。我问他多年没做，还能不能做起来，他自信地说：“我的信义好，咋做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