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

　　进入1997年，“健康快车”的筹备工作，从理念进入实践，由论证转入打造，一连串始料不及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国家卫生部向各地卫生局发函，请地方上调查当地白内障的发病率，并询问是否欢迎“健康快车”前去开展医疗活动。本以为这样的无偿援助一定会受到欢迎，结果却恰恰相反，各地的反应普遍冷淡。对这个新鲜事物，地方政府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怕麻烦，有的想做却没把握，有的干脆不理解，反过来建议卫生部，将善款拨到地方上，由当地医院来做。这些反馈，对于主办者的一片热忱，不啻如—瓢冷水。

　　然而，冷静分析地方政府的顾虑，大家也觉得能够理解。因为“健康快车”要扶助的，是农村里患了白内障又无力医治的贫苦人，他们住得分散，消息闭塞。如何找到他们，并组织起来送上火车医院，不是—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同时，火车医院要运转起来，水力、电力、排污、通讯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必不可少，这些都要借助诸多部门的合力，才能完成。出了力，说不定还要贴钱，这对财政并不宽裕的地方政府来说，是难以决断的，无怪乎大多数地区都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

　　服务站点迟迟定不下来，筹备工作的进展受阻，让人不由得怀疑：这个想法是不是—开始就错了?或许真像一些人建议的，把钱捐给地方，由当地医院负责治疗，才行得通呢?

　　“我是个从不打退堂鼓的人，‘健康快车’一定要做下去。”身为发起人的方黄吉雯，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令她高兴的是，卫生部和国务院港澳办的领导也都支持这个项目。她说，表面看来，把捐款直接交给地方医院，是最方便、最经济的，但实际上，这也是最难控制的。首先，医院自己的病人要收费，“健康快车”的病人是免费的，如何来区分他们?其次，车上配备国际一流的医疗器械，由香港和内地最优秀的眼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这样的医疗水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医院很难达到。第三个难干掌控的，是确定病人是否真的贫困，“健康快车”要为每一个病人建立档案，使捐款人可以随时查询和了解病人的家庭背景。同时，还有不定期的探访、后续的复查与跟踪，以保证这项慈善活动，真正服务于贫困人士。否则，就失去了慈善的意义，也违背了热心捐助者的初衷。所以，一定要把火车医院做下去。

　　当多数地区都在观望的时候，安徽阜阳地区政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欢迎“健康快车”。卫生部立刻派员考察，经过充分考察和协商，最后确定阜阳市物资局专用线为“健康快车”第一站停靠点。

　　事情过去好几年了，回忆起当时的决策，阜阳市卫生局的邱书华主任说：当时地区领导之所以下决心敢为天下先，一个想法是给老百姓办好事，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健康快车”因香港回归而起。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健康快车”必将成为回归之际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新闻事件，借着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阜阳市的知名度会跟着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能向外界展现自己开放的城市心态，从而为整个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契机。

　　在做出这个富有远见的决定之后，阜阳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来迎接和配合“健康快车”的工作。市政府觉得，阜阳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

　　这个时候，已经是1997年3月了。“健康快车”的设计蓝图通过核准，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开始建造。

　　“健康快车”由诊疗车、宿营车和多功能活动车三列车厢组成。要不要造一节病房车呢?管委会成员都觉得既然病房车和普通的火车卧铺车厢功能一样，就没必要再花钱造一个。要用的时候向地方火车站租用—节就可以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合情合理的决定，却使后来火车医院的正常工作，受到很大的牵制。

诞生

　　香港回归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5月，“健康快车”车体的建造工程基本完成，开始配备医疗设施。中国幅员辽阔，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在现阶段，国家对于农村医疗工作的主导思想，是“低水平、广覆盖”，因此许多医疗扶贫项目，也都倾向于使用低成本的医疗用品。但管委会成员认为，“健康快车”做的是眼科手术，有一定的特殊性，手术器械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手术的质量，所以，应当配备国际一流的眼科医疗设备，一方面保证每一例手术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促进国家在眼科医疗方面的进步。这一项投入，算下来要500万元人民币。

　　阜阳为迎接火车医院的到来，正进行着一系列准备工作。5月21日，由卫生、城建和电力三方面组成的技术人员，赴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就停车后的医疗支持、供水、供电、排污、调度等问题进行调研。为方便接送病人，当地专门整修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公路，并翻修停车的站台。

　　考虑到火车医院地方狭小，病人需要做手术前的全面身体检查，以及手术后3至5天的护理，卫生部提出在当地找一个后备医院，协助车上的医疗工作。颖东区医院由于离车站近，院长又积极争取，被选定为“健康快车”的基地医院。当时，这个医院濒临倒闭，医务人员流失、医疗设备稀缺而落后。亏得院长抓住机遇，鼓舞医院职工全力做好“健康快车”的工作，最终扭转了医院的命运，这是后话。

　　这个时候，阜阳下辖11个县市的卫生部门，开始着手筛查病人的工作。为确保患者是贫困的农民，阜阳地区卫生局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县上报的筛选名单要一式四份，加盖本县民政局、卫生局公章，由县卫生局长签字，再经地区民政局、卫生局核实名单，共同签字后，方准患者入院。卫生部直属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被安排承担“健康快车”第一年的医疗任务，这个医疗队的人员构成，究竟怎样才最合理?为求万全，除了眼科的医护人员，另外还配备了心外科、消化内科、放射线科和检验科的医生。随着医疗工作逐步进入正轨，人们发现这种编制却并不合理。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摸索中进行，能想到的都做还会不会有什么遗漏呢?组织者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6月14日，第一列“健康快车”建造完成。车身上鲜艳的彩虹图案，正应和了发起者对它的想像和期望：那是一列美好而单纯、充满童话色彩的火车，给贫困的人带去光明和快乐。

将在香港回归当天举行的“健康快车”赠送仪式，这时也已经审批下来了。看来，万事俱备，只等发车。然而，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关口

　　“让我感到最困难的一次，是6月底火车来香港的事情。”

　　作为“健康快车”事业的灵魂人物，方黄吉雯一直以努力、热情和广泛的社交关系，克服各种困难，推动“健康快车”的工作。在她看来，慈善的事情，决不能勉强任何人，所以，每当遇到一些人为的障碍，。她也坚持用事实来说服和感染每一个人，而不希望通过行政干预来解决。这样的做事方法和心态，使她对困难始终不以为意。

　　但1997年6月，“健康快车”去香港参加赠送仪式时，为进入香港而遇到的诸多障碍，却令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棘手。6月下旬，“健康快车”由机车牵引，计划由深圳经广九铁路到达香港，停靠九龙火车站。7月1日，在中英正式交接香港的仪式之后，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国务院港澳办鲁平将亲赴车站，参加赠车仪式，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仪式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两位领导连同方黄吉雯一起，拉响火车汽笛，“健康快车”随之开出香港，奔赴它的光明使命。这个赠车仪式，也是7月1日当天除交接仪式之外，香港惟一的一个有政府参与的民间活动。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却没想到，火车停在深圳过不了关，进不了香港。

　　在7月1口到来之前，香港仍属英国管辖，与内地交往很少，所有事务，全部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从中协调。像“健康快车”这样一列特殊的火车，又要在香港政权交接这样的关头来往于两地，实在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没有先例，缺少适用的协议，某些办事的人员又缺乏合作心态，这一切使本来就无章可循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当时的经办人员董淑珍提起那段日子，仍不禁长吁短叹——

　　那是一段极为焦虑的日子。火车到了深圳，才发现要办各种证明，还要配合来自各方面的检查，要拿下几十个批文。车上的所有医疗器械要报税、要办出口……离既定的交接仪式只有不到十天，而这个时间又不能更改。

　　办事一向举重若轻的方黄吉雯，此时也感到了焦急，她一边与各有关方面沟通协调，—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仪式庆典照旧举行，只是没有火车。而这个结果，势必会留下很大遗憾，它的纪念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要跨越这咫尺之遥，真的就那么难吗?

　　工夫不负有心人，“几乎是在最后一刻，车子终于驶出深圳，开往九龙。”所有的证照都办齐了，所有的关节都打通了，6月30日晚，“健康快车”到达香港九龙火车站。

　　赠车仪式如期举行，“健康快车”进入中国治盲扶贫事业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