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试论诗歌鉴赏的三个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朱子辉

我们在语文学习或者平时自己的阅读经历中，都接触过诗歌。有的诗歌我们一见倾情、相逢恨晚，觉得它好像道出了自己深隐在内心的话语；有的诗歌，虽然词句华美、音节流畅、格律谨严，但内心并不能因之而泛起涟漪。这种简单的对诗歌的“好恶”之感，其实就是一种诗歌鉴赏行为。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是读过诗歌的人，都从事过诗歌的鉴赏活动。但话说回来，这种鉴赏又是低层次的，它完全以读者个人的感受与审美趣味为中心，是一种简单模糊的、印象式的鉴赏。真正高层次的诗歌鉴赏，不应该止步于简单的“好恶”感受和模糊印象，而应该透过对诗歌字句语词的诠释、结构美感的把握、诗人生平遭际的知悉以及诗人心性思想的深刻领悟，直至与诗人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才能最终完成。而这几个方面正好又可以用“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予以概括，以见其简单明了。虽然这三方面的鉴赏视角，未必就真正能做到对一首诗作的全面欣赏，但有法可依，总比模糊的感受与盲目的偶合要切实多了。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之。

    1.文学本位

    所谓“文学本位”，是“具体文本的'细读'和'审美'，是从文学作品的声律、字法、句法、章法，乃至意象组合等具体细节上一一细致审读、潜心咀嚼，在此基础之上，进入诗歌的审美艺术境界。”①相对于我们后面要讲的“知人论世”这种对诗歌外缘背景的认知，“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正如清代的诗评家吴瞻泰在评价杜诗时所说的那样：

    其法同诸左史，……至其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则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马班之法者，其诗之提挚，起伏，离合，断续，奇正，主宾，开合，详略，虚实，正反，整乱，波澜，顿挫，皆与史法同而蛛丝马迹隐隐隆隆，非深思以求之，了不可得。②

    所谓“整齐于规矩之中”说的是诗歌的章法结构；而“神明于格律之外”则讲的是结构律法之外的诗歌神韵（神明）。也就是说，“文学本位”这种诗歌鉴赏视角，要求读者真正着力于诗歌作品本身，以廓清诗法格律而进窥神韵堂奥，由内部元素而探寻弦外之音，也即“语词结构→诗歌神韵”的鉴赏思路。

    但是这种诗歌鉴赏方法散见于各书，或以眉批，或以夹注，登不了大雅之堂，所以自古以来就被讥诮为村塾闾师的“陋书”而不为人所重视。更何况古代很多富有学养的诗评家们皆深信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③。所以，《批点选注杜工部》的刘辰翁摘取杜诗中一字一句的评点，被他们嘲笑为“醉翁呓语”。

    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不作分析批评只作混融赏玩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诗歌评点注解的杰作，如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以及杜甫诗的评点，他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印象派，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又与汉代以来的那些经生们的章句训诂不同，讲究以艺术分析为中心。他的朋友王学伊（道树）和徐增（子能）写信给他，建议他评点唐诗要学习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他回复道：

    昨道树有手札，微讽弟注书应如刘孝标。昔李北海，以其尊人讳善所注《文选》，未免释事忘义，乃更别自作注，一一附事见义。尊人后见而知不可夺也，因而与己书两行之。今弟亦不敢诋刘之释事忘义，亦不敢谓己之附事见义，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其已解也。④

  金圣叹批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李善注《文选》“未免释事忘义”，也就是说，他们只是考释了典故的出处，却没有分析作品中的语词、典故与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家创作的主旨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牛的间架结构这个具体文本，三年之后，即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金圣叹是想要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由“语词建构”而“诗歌神韵”，这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学本位”在鉴赏思路上是非常一致的。

    除此之外，像乾隆年间吴瞻泰的《杜诗提要》，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诗可注而不可解”的说法，主张“以法为宗”，选取杜诗477首，从结构脉络到意象格法，一一进行擘析披剥；再有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对于杜诗的字词出处、章法结构、诗意脉理，也是不惮繁琐，细分缕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立足于“文学本位”进行诗歌鉴赏的重要参照和良好借鉴。

    “文学本位”的解读方式不是像传统印象派那样用一两句形象化的语言笼统地提炼诗意，而是要一字一句、成句连篇地细致分解。可是，如果对文本的细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程式化，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韵外之致、象外之象”等的确存在，拘泥于诗句语词结构的解读就会丧失对语词之外诗意精髓的深刻领悟。因此，怎样立足于文本中的语词结构，同时又能超脱于语词结构之外，这是“文学本位”诗歌鉴赏的一大难题。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在细读诗歌文本内部语词结构的同时，仍然必须借鉴一些与诗歌、诗人的时代背景、生平遭际等相关的诗歌外缘知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知人论世”。

    2.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师友交游乃至一些逸闻趣事等等，来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情感意向，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这四个字本自《孟子·万章下》，其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⑤后来历代的文学批评者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古代的很多诗话，诸如《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采取的都是这种传统鉴赏视角。直到近现代很多文学史、诗歌史甚至一些专门的诗歌鉴赏辞典等，也仍然采用这种传统的鉴赏法，着力于诗歌文本之外的历史材料的分析和研究。

    以杜甫诗歌的研究为例，从宋代以来，人们就纷纷进行考索、辑注、编年、分类，形成了一个由杜甫的人生经历入手、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来解读杜诗内蕴的传统。如宋代诗人鲁訔在《编次杜工部诗序》中说：

    骚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声韵，同苦其意律深严难读也。……离而序之，次其先后。时危平，俗媺恶，山川夷险，风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概见，如陪公杖屦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对面语，何患于难读耶？⑥

    所谓“离而序之，次其先后”，就是根据杜甫的生平进行诗歌的编年工作。编年之后，顺着杜甫的人生历程来研读杜诗，便“如陪公杖屦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对面语”，原本意律深严的杜诗，不仅不难读，而且可以清晰地把握其深刻的情感内涵。

    又如清代的杜诗研究专家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发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昔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不可与言杜。今且于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大历三十余年事势，胸中十分烂熟，再于吴、越、齐、赵、东西京、奉先、白水、鄜州、凤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绵、梓、阆、夔、江陵、潭、衡，公所至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蓟，肃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没之松、维、邠、灵、藩镇之河北一带地形，胸中亦十分烂熟，则于公诗，亦思过半矣。⑦

    浦起龙认为只有做到对杜诗中所涉及的“三十余年事势”烂熟胸中、又对杜甫一生行迹所到之处“胸中十分烂熟”，方可言杜。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对杜诗的理解，思才过半。可见诗人生平行迹、时代背景这些外缘知识对理解其诗歌文本内蕴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学本位”是诗歌的“内部研究”，那么“知人论世”显然偏重于对诗歌外缘背景的探讨，我们可称之为“外部研究”。诗歌的鉴赏，固然不能过分着力于文本之外的文献材料的分析（外部研究），但是也不能仅凭个人的主观美感经验，任由读者取代了作者，随心所欲地根据诗歌的语词文本（内部研究）去肆意地创造所谓的诗歌价值和意义。诗歌是诗人在一定时空环境中创作出来的，因此，诗歌作品和诗人的生平、所处的社会时代等必然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在诗歌鉴赏时，将诗歌视为诗人生平遭际与当时繁复心境的一个投影，会使诗歌鉴赏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得更为深刻而丰实。

    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犯两种错误：一是不由自主地偏向诗歌文本之外的文献材料，而对于诗歌作品本身，往往只用一些抽象、模糊的词汇来稍加描绘和形容。比如，很多诗话在论述高适的诗歌时，不是津津乐道他“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的神话，就是对他和王昌龄、王之涣三人“旗亭赌唱”的趣事进行极力渲染，而对诗歌文本的鉴赏，只是草草抛下“风格雄放”几个字打发了事。这显然本末倒置，违背了诗歌鉴赏的应有之义。第二种错误是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坐实，甚至牵强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不仅没有呈现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反而让人觉得有面目可憎之嫌。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一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普遍的情感，每一个读者读到它难免都会勾起一份对故乡的眷念。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神龙二年（706）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

    所以，即便“知人论世”，也不能忽视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艺术美感。我们不否认诗人的生平、诗作的时代背景对诗歌的鉴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诗歌本身如果被忽视，诗歌的鉴赏和审美就变质为历史的钩沉和评点了。

    3.以意逆志

    如果说“知人论世”是对诗人“世路”的探索，那么“以意逆志”则是对诗人“心路”的寻觅。对于诗歌鉴赏来说，前者引入诗歌的外缘背景为我们拓宽了视域，后者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为我们开掘了空间。同样，如果要说“文学本位”关注诗歌文本的语词意象、声律结构之美，是对“诗境”的探寻，那么“以意逆志”则是对诗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心境”的缕析。

    “以意逆志”本自《孟子·万章上》，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⑧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读者在鉴赏诗歌时，应当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这样方能得到诗歌的本旨。这句话之所以得到后世诗评家的信奉推崇，就在于诗歌本来就是诗人情感和志意的表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志”作为诗人当时的“心境”，不仅是作诗的冲动和前提，也是由语言文字凝结在诗中的情感和思想。“以意逆志”就是要从诗歌的主题、语词的选择、意象的组合、表现手法的运用等等，去探索诗人的个性和情操，去还原诗人的情感和思想，再现诗人当时的“心境”。

    比如宋代诗评家从杜甫的心性入手，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得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结论。如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序》中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又陈俊卿亦在《巩溪诗话序》中云：“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⑨这种对杜诗的解读，显然是以己心忖度、逆料杜甫当时之心境，对杜甫在困厄逆境中，仍然无时不北望朝廷、忠贞不渝之精神的极大肯定和颂扬。但是，杜诗是否处处皆表现“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这种说法是否有“过分”之嫌呢？陶开虞《说杜》就提出过这样的疑义：

    尝见注杜诗者不下百余家，大约苦于牵合附会，反晦才士风流。少陵一饭不忘君，固也，然兴会所及，往往在有心无心之间，乃注者遂一切强符深揣，即梦中叹息，病里呻吟，必曰关系朝政，反觉少陵胸中多少凝滞，没却洒落襟怀矣。⑩

    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凡例》中也指出这种解读诗歌的弊病：

    古人作诗，自有寄托。如《送菜》、《送瓜》、《种莴苣》诸作，其旨甚明，而后人因之，每多牵强：如《咏月》之“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与肃宗何与？乃后人一中其蛊，首首皆诗史，字字皆忠爱矣。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也对“以意逆志”的这种过度阐释提出过批评：

    朱子云：“楚辞不皆是怨君，被后人多说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爱之词，义山间作风刺之语，然必动辄牵入，即小小赋物，对镜咏怀，亦必云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亦何取耶？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人们在运用“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鉴赏诗歌时，是先入为主地、先在心中定下一个自己的“意”，标举一个理想的人格，而后为了迁就自己这个“意”，不惜削足适履、曲为解说，这难免会有附会穿凿之弊病。

    所以，“以意逆志”还须回归诗歌文本本身，结合“文学本位”与“知人论世”，有理有据地以己之“意”去体悟诗人凝结在诗歌语词中的“志”。总归有一点是必须牢牢抓住的：诗歌文本是我们鉴赏诗歌的依据和根本，一切对诗人人格情操、诗意内涵的解读都要从诗歌的语词、意象、格律、章法、修辞中去生发，否则都不成其为“诗歌的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