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往事杭大情

--杭州大学化学系73级 孙春涛

（2016年10月2日）

我的母校——杭州大学，不仅为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1973-1976年三年大学教育，1989年又为我额外提供了物理化学旁听学习机会，1996-1998年，在杭大与浙大合并前夕，我又有幸参加了杭大教学论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从母校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时光荏苒，往事依稀，随着毕业40周年同学会的临近，当年在母校的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逐渐浮上心头。

一、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一生中令人难忘的日子不多，令人难忘而且改变命运的日子更是少而又少，1973年9月19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三，上午给小学升初中过渡班学生上了三节课，回家吃好午饭匆匆赶到学校批改作业。刚坐下不久，就接到了杭州大学《入学通知书》，上面写着：经宁波地区革委会批准，录取孙春涛入杭州大学化学系学习，9月21日到校报到。

捧着录取通知书，短短的一段文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被大学录取了？而且是到杭州大学读书？真是期盼已久又喜出望外的大喜事。

我出生于上海南市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由祖母照顾时常住在慈溪，随着弟弟们的增多，也就在慈溪读书了。文革开始，没书读了，就明里暗里向父母亲要求回上海。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母说，你回上海，你弟弟就得支边支农，只能委曲你了，等以后有机会再出来……。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的“外来人”在农村的生活，其辛苦与心酸只有自己知道。光是要求以社员的身份参加生产队劳动，就费尽了周折。比起内心的煎熬，寒冬腊月下冰河捕鱼，除夕上高高的荒山顶着刺骨的寒风砍柴都算不上事。什么时候有机会“出去”，只有天知道。

1973年五、六月间，传来国家要通过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这可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加上当时我已经在民办小学教了三年书，在大队有望推荐得上的年轻人里应该是排在前头的。果然，我被推荐列入了参加招生考试的人选。这时学校刚好放暑假，作为民办教师，白天得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利用晚上时间，抓紧自学高中数理化教材，赶在考试前匆匆看完了教材内容。在七月下旬的高校招生考试中，自已感觉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四门考试都考得还可以。可是自考试至今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没有任何录取的消息，期间又有辽宁考生张铁生的写信事件发生，高校中专如何录取，估计招生部门也很纠结，我的命运会如何，只能听天由命。

随着9月1日我任教学校开学，我又沉浸在做孩子王的生活中，白天埋头工作，放学以后打理着三分地的自留地，强制自己不要再去做大学梦。就在差不多快要绝望的时候，天大的喜事却突然降临了。

19日下午还得上好最后几节课，学生们都知道了他们的老师要去上大学了，听课时特别的认真，眼神中满是留恋，令人感动。20日抓紧时间完成教育上的移交，办好户口、粮油、团组织关系等迁移手续，与同事、亲戚、朋友告别……。

9月21日上午，整理了些简单的行李，用一根扁担挑着赶十多里路到汽车站。七十年代的汽车少得可怜，等到下午快到一时才有车去余姚，刚巧赶上下午二时开往杭州的的火车。

下午六时，到达杭州城站。一出火车站，就有杭大的老师接去红楼旁边的接待站里，不一会儿，学校的大货车就把我们七、八位新生连同不多的行李拉到了杭大。学校大门口，有化学系老师迎接，又有老师用三轮车把我们送到学生宿舍门口，送进寝室。晚上，班主任陈秀华老师、系团总支书记张桂芬老师前来看望，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先报到的同学，也来照应。

一到杭州，就被母校的温情包裹，心里充满着温暖与感激之情。母校，从今往后，我就成了您万千学子中的一分子，无论今后我的人生道路将会怎样，都将深深地打上您的烙印。

二、同学

1973级杭大化学系开学时共有同学60人，分为两个班级，每班三个小组，每组十位同学。后来一位同学因病休学，又转入外语系的路毅和吴素霞同学，到毕业时共有同学61人。说是两个班级，其实上课时都是一起听课的。一班班长娄封根，毕业后回老家工作，担任仙居中学学校领导；副班长王静江，毕业后分配到江山中学任教，后来担任江山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二班班长徐振达，是一位忠厚人，会关心同学，毕业后听说在桐乡市科委工作；副班长汤淼荣，杭州人，工作负责，不怕麻烦，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二班唯一留校工作的同学。二班团支部书记俞岳龙，临安人，毕业后在老家临安的一所中学担任领导，因无联系，也不知是哪所中学。我与宁波人臧延达是团支部委员。

时处文革，分组学习讨论比较多，所以组内的同学相处的时间最多。

我所在的二班六组，有十位同学。组长丁露庆和副组长徐杏娣，年龄在组里算小的，能担任组领导，都有过人之处，学习努力，办事公正。冯文安是共产党员，处事老练，对组长们的工作指导有方。方正源是66届高中毕业生，从黑龙江支边回来，有大哥哥风范，但从不摆老资格。卢衡与郑士根是研究型人才，喜欢在学习上多问几个为什么，毕业以后，卢衡进了省博物馆，成了正高级研究馆员，郑士根在工作之余，爱好古玩，玩古玩可是一个需要较强探究能力的活儿。雷德锋和叶爱珍是温州人，具有明显的温州人特点：进取性强，灵敏度高。两人都是体育健将，跑路速度快、步伐频率高。听说后来雷德锋担任了机关干部，叶爱珍当上了教师，然而人生无常，两人均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吴萍萍读大学时不怎么爱讲话，但从杭大化学系1976届同学微信群微信看来，其实萍萍同学个性活泼，知识面也很广。

小组同学会的讨论，地点都在我们小组的男生宿舍——第七宿舍343室，内容大多是政治学习，从学习中共十大文件，到批林批孔，学习法家著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大事，记忆均已淡薄，倒是一些小事，令人记忆犹新。

小事之一：1974年年底一个星期天的小组外出活动。七点多钟，全组同学就背着照相机和年糕、蔬菜等野炊食材从学校出发。经浙大附中、植物园、浙江医院到龙井。龙井水清澈，似可见底，水面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折痕，引发同学们纷纷探究起其形成原因。在浙江二台警卫班吃了野炊——年糕汤，同学们吃得高兴，年糕汤的味道并不亚于现在豪华酒店的丰盛酒席。下午，过徐村，到六和塔。傍晚坐车到湖滨，将胶卷交照相馆冲洗，然后步行回学校。全程约50里，一路兴致勃勃，连女同学也一点不感到吃力。只是第二天取出冲洗好的胶卷一看，发现卢衡借来的照相机所拍胶卷全部报废，究其原因，是照相机漏光，啊哟，浪费了全组同学多少表情呀。幸亏还有另一架比较简陋的照像机没有漏光，留下了几张同学们的合影。

小事之二：出发去嘉兴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前几天，系里分给组里两张罗马尼亚彩色故事片《巴布什卡历险记》电影票，听人介绍，此影片好看。但资源有限，由谁去看呢？组长坚持公正公平原则：抽签，看谁的运气好谁去。我与雷德锋中签，兴奋了好一阵子。要知道，文革中好的电影实在太少，除了样板戏外，没有几部其他电影，国外的更是凤毛麟角。下午看了电影，晚上就向室友复述了故事情节，尽管我讲故事的水平实在有限，室友们仍然听得津津有味。事后，我凭记忆写下了6000多字的影片剧情介绍。

小事之三：1975年下半年我们在嘉兴参加省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1976年1月下半月农历过年前，我因晨起做操不慎跌倒造成左足背关节损伤和内出血。起先还能强撑着行走、工作，晚上还去生产队主持了队干部座谈会，帮毛雪芹老师一起算了组里的伙食帐。到第二天，伤情反而严重了，走不了了。时近年关，临近放假，工作组决定让我早走几天去上海家中养伤。第三天一早，由大队派机船送我到嘉兴上火车，其时方正源、丁露庆、雷德锋已因肝功能异常回杭州休息或疗养了，剩下的同学几乎全部冒雨送我到嘉兴，尤其是卢衡，冒着刺骨的西北风和密集的冬雨，背着我下船上火车，脸上的雨水混和着汗水，其景其情，至今犹在眼前。徐杏娣正好要去上海探望亲戚，组里请她与我同行以便照顾。到了上海，她借了手推车将我送出车站，又帮我租到了当时上海流行的三轮出租车。

三、老师

说起文革时期的大学教育，不少人受一些小说、影视作品的影响，总认为工农兵学员学习基础差，学习时间少，教学质量低下。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学习基础确有参差不齐，但对学习时间和教学质量需要进行客观分析，各校情况不一样，师资状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1974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去政治系老乡处作客，偶遇当年杭大慈溪招生组老师，他说得很明白，大学招生，当然希望新生文化基础好一些，整齐一些，便于组织教育教学，在招生中尽可能招收文化基础相对较好的考生，是杭大的目标。我们入学后，化学系领导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为学生多学知识提高能力尽了努力。在安排教育计划时，除了当时必须安排的政治学习外，文化学习（包括下厂）的总时数并不少。根据系里制订的教育计划，我们这一届同学三年在校学习时间共132周，每周在校学习六天（只休息星期天），除去寒暑假、节假日和星期天，共在校学习792天。文革后大学本科四年，每周学习五天，寒暑假放假一般在85天左右，学校规定必须在校学习时间与我们那时候的三年相差不多。只是那时的政治学习和农业学大寨工作化去了较多的时间，文化学习时间受到挤压，又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那是当时的形势决定了的，谁也无法改变。

当时杭大化学系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无机化学童九如、夏式均、王耐冬老师，有机化学陈义镛、侯玮、洪琳、陈振初、张永敏老师，分析化学戚文彬、吕荣山老师，物理化学李本乐、胡科诚、郑洪元、吴念慈老师，以及教过我们的其他化学老师，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对学习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十分耐心，还经常进行学习方法指导和课外辅导。数学王云海老师教学深入浅出，英语陈新城老师教学热情高，在同学们参加嘉兴工作队时还到我们所在大队了解我们英语学习情况，政治陈烈老师、物理胡老师教学都很投入。老师们不仅尽心尽力教书育人，对我们的生活也关怀备至，当同学们有困难时，团总支书记张桂芬老师和班主任陈秀华、沈富良老师，总是能尽力帮助。其他老师也是如此，1974年下半年，我因扁桃体经常发炎需要手术，王耐冬老师知道后十分热心地帮我联系她的亲戚——浙二医院专家黄医师对我进行诊治，手术效果良好。1989年，我想学习杭大读书时读得最少的物理化学，经戚文彬老师牵线，拜郑洪元老师为师，郑老师非常热情，在百忙中多次写信或面对面对我进行自学辅导。在参加在读全日制本科生班物理化学结业考试中，我得了93分，郑老师替我感到高兴，还请我到他家吃饭。

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以后基本上都成为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骨干，除了自己坚持终身学习、发奋工作外，母校杭大老师们为我们打下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没有母校杭大的三年教育，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在杭大化学系诸多恩师中，对我影响特别深，给我鼓励最多，也最使我感激的是戚文彬老师。

刚入学不久，我去学校医务室看病，医护人员中的一位老太太十分和气，在闲谈中得知我是慈溪人，就说她的先生是化学系的戚文彬老师，老家也在慈溪。

大二开设了分析化学课，戚老师是主讲老师之一，他个子较小但额头比较高，说一口典型的慈溪普通话。他的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深受同学们喜爱。

到了大三，系里组织我们小组到杭一中教育实习，戚老师和毛雪琴老师是带队老师。杭一中的不少化学老师是戚老师的学生，对戚老师都尊重有加，杭一中从化学教学到班级管理，从教师大会到学校运动会，都请我们这些实习生全方位加入。戚老师和毛老师对课前试讲工作抓得很紧，每篇教案都手把手指导，每个教学环节都替我们再三斟酌，所以全组同学的教学实习都完成得不错。得益于上大学前当过三年民办教师，我只上了一次课就顺利通过了，这样就可以化更多的精力于班级管理等全方位的教育实习。实习结束时，我担任实习班主任的高二（8）班同学依依不舍，硬要把班级里栽培的灵芝送给我，其情感人。

1976年8月，学校正在制定毕业生分配方案，系领导在一次谈话中询问我是否愿意统配，也就是不回慈溪工作。但我在此前已经与慈溪一家工厂谈妥去他们厂搞油脂化工，因此就婉辞了领导的好意。戚老师对我的决定也给予了支持，因为统配名额中有不少是要当老师的，他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当老师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是搞技术工作可以放开手脚做事。不过，当9月底我回到慈溪，却因县革委会的杭大毕业生一律到教育系统任教的决定，而被分配到了慈溪最偏远的中学担任高中化学教师。第二年碰到化学系的一名消息灵通人士，说是如果毕业时我愿意统配，可能会留在杭州非教育部门。真是人的命天注定，无形中有一种力量决定了我这辈子要当孩子王，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

尽管内心中不想当老师，但既然当了老师，就要尽可能当个好老师。问题是当时老师手上除了与学生一样的课本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资料。戚老师雪中送炭，给我借来了教学参考书《中学化学教学法》。我如获至宝，化了几星期的业余时间，把书本中我感到最用得上的几万字内容抄了下来。这种笨办法，会让今天的新教师笑掉大牙，但是，一字一句抄下来，与只是看一遍，其作用是大不一样的。我把教学理论应用在教学实践中，很快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喜爱，教学效果良好。

1980年，县教育局任命我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兼书记，戚老师得知消息，在对我作了鼓励的同时，告诫我在做学校管理工作的同时要记得兼课，不要丢掉了自己的本行。1986年，在做了几年教育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后，我又回到了学校工作，戚老师将刚由北师大、华中师大、南师大等高校联合编著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无机化学》上、下册送给我，此后又介绍我师从郑洪元老师学习《物理化学》。我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既是出于一个优秀教师对自己所喜爱学生的本能反应，更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当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教好一代代青少年学子。

此后，我的工作岗位历经变动，从教师进修学校到教育局教研室，再到慈溪中学担任校长兼书记，虽然长期在管理岗位上工作，但我始终牢记戚老师的教导：“不要丢掉了自己的本行”，一直坚持上化学课、做化学教学研究。有时管理工作十分繁忙，想偷懒把“本行”放下，但想起戚老师的教诲与期望，我又会继续坚持下去。

四、农业学大寨工作队

1975年11月19日至1976年2月22日，我们杭大大三、大二师生在嘉兴参加浙江省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行前一星期，11月12日，中共浙江省委在省体育馆召开了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铁瑛亲自作了报告，可见上面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化学系分在高照公社，我所在的第6小组负责新联大队，新联大队工作组成员14人，除了我们同学10人外，还有张逊玮、毛雪琴两位老师，系办厂赵生荣、吴汝康两位职工，由张逊玮、冯文安任正副组长。

工作组管的事多，我协管工作组宣传与伙食，负责知识青年、政治夜校等工作，与郑士根、叶爱珍包干第八生产队。

伙食管理上，工作组14人，加上大队派来为我们当炊事员的知识青年周七忠，共15人。每人每月定粮37.5斤，除每人留0.5斤粮票吃点心外，合计每月可买米555斤，每天用米18.5斤；每人每月伙食费14元，合计210元，扣除饭费（含柴火）每斤米0.18元合计102元，可用菜金108元，每天3.6元。大宗物品采购，由我与周七忠共同负责，平常每天的小菜，由周七忠采购，每天报账。

安顿下来后，对所处环境作了了解。新联大队位于高照公社东部，是全社距嘉兴市区最近的大队。嘉兴地处著名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平原，河网密布，气候宜人，人均耕地也不少，农田种植水稻大小麦蚕豆油菜，桑地种桑养蚕，但农民的生活却显得比较贫困。以重点生产队八队为例，全小队共44户，175人，土地398亩，近年来粮食亩产连年下降，1967年亩产1250斤，1969年1100多斤，今年预计只有1000斤左右。社员收入1974年每分工分值0.073元，今年预算只有0.065元，每户家庭一对劳力全年工分收入仅500元，加上上交土肥合计也只有780元，扣除生产队分的粮食、柴草等，到年终结算能有个一、二百元现金到手就谢天谢地了。

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分析粮食亩产下降、社员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派性（社员之间不团结）和无政府主义（干部威信不高，部分社员外出搞“资本主义”）。谈到阶级斗争，生产队有地主两户4人，富农2户3人，从杭州工厂清洗回家的特务1户1人。这些阶级敌人，均已年老体弱，好像也没有什么破坏的行动，在对他们的评议中，说得最多的是他们对子女教育抓得不够，子女不是很听干部的话。这也算阶级斗争？又不是评先进，要求方方面面都要优秀。对于如何解决亩产下降、收入减少的问题，干部、社员都比较迷茫，依靠抓阶级斗争，看来不灵。田地里就只能刨出这些收入来，人口在增加，还有城里的知识青年来农村的也越来越多，今后的收入只会减少，不会增多。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不改变生产经营模式，不发展第三产业，是怎么抓都不灵的。

知识青年工作，是我的重要任务。经调查、座谈、个别访问，基本摸清了知识青年的情况。新联大队前后共有知识青年95人，历年来已有27人通过招工、顶职、服役、病调等离开了农村，目前还有68人。这68人最早的1965年就来农村了，1969年来了几个，1970年来的最多。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文盲5人，初小7人，高小25人，初中28人，高中3人。

知识青年反映出来内心苦闷很多，有两个问题让我至今仍有深刻印象。一是收入低下。有一个表现相当好的嘉兴女知青反映，她是1970年年初下乡的，当年挣工分1600多分，以后每年增加，1973年后稳定在2600分左右，每天都与生产队社员一样出勤干活，年终算账，今年每工分0.06元，全年毛收入156元，知识青年不养猪，没有土肥上交，这156元就是她的全年全部收入，辛苦一年，可能还要“倒挂”（指倒欠生产队钱）。二是招工上调不公。据知识青年反映，招工进城的大多是上面有人打招呼，或是家长与当地干部搞好关系，光靠自己好好劳动，想招工进城是越来越难。不少知识青年反映，刚下农村时尽管也对城市有留恋，对陌生的农村有畏惧，但经过教育、动员，总有一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与梦想。但是，来农村的日子一多，原有的一些豪情消失，梦想破灭，剩下的只是祈求如何能早一天离开农村招工进城。看着知识青年们郁闷、迷茫的眼神，我们这些自己也是刚从农村出来不久的学生又有什么办法？

1976年春节后不久，接上级通知，结束为时三个月的农业学大寨工作，让我们回校继续上课学习。回顾三个月的工作，我们究竟为农民和知识青年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和困难？好象没有。当然，这三个月也没有白来，对农村、农民和下乡知识青年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我们自己也来自农村，也是知识青年，也当过农民，但是，这次我们是以另外一个角度，以审视的目光来进行了解和思考。离开的时候，我们心中留下了农民和知识青年各自的“迷茫”——中国农村往何处去？知识青年的路在何方？

编者注：

作者孙春涛曾任慈溪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被评为浙江省和慈溪市劳动模范，宁波市名校长。此文原是杭大化学系1976届毕业40周年同学会组委会征稿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