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演出次数远远超过其它易卜生剧本在中国演出次数之和。
难怪有人说：在中国，知道娜拉和《玩偶之家》的人
比知道易卜生的人多；知道易卜生的人又比知道挪威的人多。
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一生创作了二十六个剧本,
其中不乏经典佳作,
像《培尔·金特》、《玩偶之家》和《海达·高布乐》。他的戏剧多以社会问题为中心，人物具有心理深度，主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对欧洲现代戏剧产生巨大影响。正是由于他对戏剧的划时代贡献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易卜生在他死后不久被介绍到中国，深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喜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易卜生热”为推动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尤其对中国话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胡适和“易卜生主义”
1918年《新青年》杂志刊出“易卜生专号”，载有《娜拉》、《国民之敌》、《小爱友夫》的中译文，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主义》是国内第一篇系统评介易卜生的文章，对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和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胡适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而写实主义，在胡适看来，就是暴露家庭和社会的阴暗面。“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
——这就是易卜生主义”。
但胡适认为易卜生虽开了案却无药方，他提出要在中国进行社会改革必须充分尊重个性。个人主义是胡适“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他引用了易卜生给丹麦评论家乔治·布兰代斯(1842-1927)的信中一段话:
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候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救出自己”，让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是胡适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其说是对易卜生戏剧主题的阐述不如说是他自己社会哲学思想的表白。
易卜生的中文翻译
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对易卜生的接受主要通过翻译。相当大的一部分翻译是间接的，即不是从挪威语而是通过第三种语言翻译过来的。易卜生的中文翻译到目前为止都不是从挪威语原文直接译过来的。绝大多数是从易卜生的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有时使用了不同的英文版本。通过第三种文字的这种“接力式翻译”（Relay
Translation）带来了不少特殊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文的准确性。
易卜生的早期中文翻译中有些比较自由，译者可能更多考虑读者的习惯。如在沈之复翻译的《玩偶夫人》中，娜拉家的仆人称海尔茂为“少爷”，称娜拉为“少夫人”。剧中人物在谈到钱时用“银元”等等。林纾不懂英文，跟人合作将易卜生的剧本《群鬼》改编成小说《梅孽》(1921)，内容上与原著有很大的不同。著名翻译家潘家洵从1919年翻译《群鬼》开始一生翻译了若干个易卜生剧本，其中包括易卜生最著名的十二个现代戏剧。潘译的《玩偶之家》曾多次再版，深受读者喜爱。1983年，翻译家萧乾翻译出版了《培尔·金特》。1995年，以潘家洵和萧乾的翻译为基础的《易卜生文集》（8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优秀翻译奖。在《易卜生文集》出版前，易卜生的中文翻译主要集中在他的现代散文剧上，其中尤以《玩偶之家》被翻译的次数最多。
易卜生与中国舞台
易卜生在中国早期的演出多是http://www.ewen.cc/qikan/textout.asp?w=16&h=17&fn=%C3%8B%C3%8E%C3%8C%C3%A5&fs=12&txt=-11595余性质的，而且以校园演出为主。春柳社在1914年上演《玩偶之家》，应该是易卜生首次被搬上中国舞台。紧接着，北京女高师于1923年又上演了《玩偶之家》，获得观众好评。1929年熊佛西指导国立北平艺术学院的学生排演了《群鬼》，是易卜生在中国的首次商业演出。
1934年上海业http://www.ewen.cc/qikan/textout.asp?w=16&h=17&fn=%C3%8B%C3%8E%C3%8C%C3%A5&fs=12&txt=-12811小姐扮演娜拉。在演出结束后，她被校长解雇了。其原因可能是这位校长认为娜拉离家出走的行为伤风败俗。随后有关讨论在报纸和杂志上热烈展开，解雇风波引起妇女协会等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高度关注。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bkid=107736&cid=309932 |
|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