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打桥牌的时候，一位牌友说：英国人的“快乐指数”是邻居的状况决定的。邻居家比我家的差，我的快乐指数就高，反之则低。

    想想自己的生活经历，好像中国人依然。

    自我感觉婚后的快乐指数一直很高，原因就是每搬一次新家，眼末前儿的邻居过的都比我差点儿。

    第一次有“小家”那还是20几年前了。在忠于结束了6年的两地分居后，在我的小学母校里安了家。

    那时候住房比现在紧张多了，我刚回北京，单位是不可能马上就有房子分的。太太当时在中学当教师，哈，比“臭老九”还差点儿的同志怎么可能有房子分呢。

虽然两边的老人都还能挤出地方让我们居住，但是，不管住哪儿，太太都是嘟着个脸。是呀，住我家地方实在太小了，而且家里人口多，总是有些小矛盾。住她家地方倒是大很多，可惜，邻居们常常对着她妈妈说：女儿嫁出去了怎么还住家里呀？唉，那个年代，虽然记忆犹新，但是观念的确比现在差了很多。

    我妈实在看不下儿媳妇儿的脸子，只好拼着老脸去学校求救。还好我妈的人缘儿好，加上在学校还算是有点儿身份的人吧。所以，小学校居然勒令体育老师把放体育用品的房子腾出了一半儿。

    一半儿有多大？整个房间12平米，中间加了一堵墙，我们住的这边稍微大些，大概有六平米吧。

    一张标准的双人床就占去了房间主要的面积，床头架与窗户之间的通道只能放一只床头柜。冬天取暖的煤炉子与床头架只有50公分宽，为了防止把床头架烤着了在床头架前面放了一块儿薄铁皮。

    一张两屉桌靠在床沿一侧的墙上，在上面写东西的时候，直接坐在床沿上就代替了椅子。

    家里唯一值钱的两样大电器是一台家里支援的小型双开门进口电冰箱和一台自购的小型台式风扇，风扇的作用是在盛夏时分直接吹电冰箱替它老人家散热。

屋子里夏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整个夏天晚上基本上不敢开灯，因为里面的人永远只能是光着的。

    冬天最冷的时候，窗户里放着的刷牙缸里早上起来结着冰，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互相取暖，上面压着两条厚厚的鸭绒被。藏在两屉桌里的温度计起床的时候基本上在摄氏4度左右。

    记忆最深的事是知道为什么滴水的冰砣是一种山堆形，在这个山堆的顶端，有个洞，每次打开水龙头时，水就从这个洞里流进水池，进入下水道。一天一天，山在长高，洞在缩小，突然间有一天下班回来发现，洞终于被堵住了。现在想起当年太太被寒风吹得“春印”爬满整个小臂的胳膊，心里还隐隐作痛呢。

    可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太太居然没有任何怨言，至今还保留着一张她当年坐在小马扎上趴在床沿上判作业的照片，那满脸的灿烂就是现在在吃皇帝蟹的时候也很难见到了。太太其实是个很好的人，只不过觉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那两年我俩几乎没有吵过架，俩人每周还在“家”旁边的学校“大食堂”里跳舞唱歌，自娱自乐。

    还请客，包括她的外国老师。一位同事当年揶揄我：他家的卧室最小、餐厅最大。因为学校领导同情我俩，允许我们在学校的食堂大厅里做饭和吃饭。哈，灶具只一台，饭桌十几张呢。

    夏天请外国老师来家做客，就直接在“大食堂”里用餐了。冬天也没闲着，记得一次请了最要好的老杨一家三口，加上我俩，把个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一家人坐我们的床沿上，我俩对坐在他们对面，后背完全靠在墙上，我们中间的餐桌是两张四角凳拼起来的。就这，大家还是吃得热火朝天，老杨太太还一个劲儿对女儿说：来来来，把这鱼反过来吃。他们走了太太还说她没有规矩，没说完自己先笑翻过去了。

    直接关系幸福指数的还要说是摊上了好邻居。

    两户邻居，一家是小时候看着我长大的学校的教导主任，每每见到我还是一脸的慈祥。一家是小时候我认为最有力气的刘叔叔顶替接班的儿子，天天大哥嫂子的叫得好亲切。

    尤其是他两家的经济条件远不如我们。那时候，我俩的工资加一起每月有100元多一点了。可快退休的陈主任太太没工作，自己每月只有90多块的工资（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有这数的工资其实亦不算少了），还有一个正在待业的女儿。所以，对我俩每天订1磅牛奶的举动有种莫名的反感，太太说，听到她老伴背地里为此编派我。刘叔叔的儿媳妇也没有工作，每天也就是拿着半块馒头来哄着他家的“小宝儿”。有一天，太太给了“小宝儿”一枚糖块儿，这下不得了了，小家伙没一会儿就跑过来，爬在门口的台阶上敲门底儿。太太心善，忙准备了一大包（那时候糖便宜，5毛钱就买一大包），而且给小家伙规定每天给他一块儿，小家伙真讲信用，每天到时候准来，他妈妈拉都拉不住。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钱，记得没经验，因为每天工作都很忙，所以，常常是炖一大砂锅白菜豆腐，就着西红柿鸡蛋面就把晚饭打发了，一年多没吃什么肉。早上一磅牛奶大家分着喝，吃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但是，看着旁边的邻居，一定是“感觉好极了”。哈，有点儿不厚道的意思哦。

    后来单位分了房子，两室一厅小套间，哈，在那时候就很不错了。老天爷安排又住到了与当地老百姓同住的楼里。

    那时候好像我自己每月的工资就上百了，更加上自己肩膀上还扛着两杠一星呢。同楼道的同事大部分家都是农村的，家庭条件可见一斑。就说那些地方的同志吧，有天太太说，发现一个门洞里的老汉在用我们仍掉的蜂蜜瓶当茶杯。

   几年之后改革大潮吹偏中华大地，我俩莫名奇妙的就混到“南沙沟”去住了。

这个地名北京人应该知道，那可是个名人大院呀。而且是七、八十年代的老部长们的宿舍区。可偏巧了，那年代本人糊里糊涂的就混入当时“最富裕人群”中去了。不说是挥金如土吧，起码一掷千金不眨眼。陡然的暴富让我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会撇着眼睛看大导演凌子风，觉着衣着朴实的于兰阿姨怪可怜的，甚至没把步履蹒跚的老部长们放在眼里。只是路过伍绍祖站着两个武警战士的家门口时有点莫名的敬畏感。哈，人会昏头的。不过。说得就是感觉嘛，还是感觉邻居家的日子没有自己好呀。

    物极必反，就在自己得意忘形的时候老天爷就来提醒你了。一场大病降临到我的头上，两年没法工作，公司解散了，家也搬了。

    这几年落户在太太后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

    这是20年前北京市最早的小区之一，当年以电力部为主十几家部委在此建房，但是，随着改革的继续，当年的小干部现在都成了不得了的人物了，大多数都搬了家，剩下的大都是当年的坐地户和类似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虽然，社区各种配套设施还算完全，但是，低收入者偏多。

    楼下一位阿姨家去年曾经来了三个“啃老族”，老两口的那点儿退休工资也就勉强糊住5口人的嘴了，结果是中午晚上两顿炸酱面，早上饿肚子。

    在小公园里遛弯时听两位大姐闲话：哼！张三家的儿媳妇儿每月挣小一千块钱呢，还想来家噌。一千一月的工资在我们这儿就是高标准。

    一楼的大姐前两天和太太发牢骚：现在猪肉太贵了，都吃不起了，只好吃些鸡蛋什么的。

    这不，现在北京那还有多少人冬储大白菜呀？得，我们这儿就有。

    其实，这一大堆话题都是因为上午下楼时看见楼下好多人围着送货上门的“冬储大白菜”才有感而发的呀。

    虽然这几年公司经营惨淡，收入不多，但是，比起这些邻居们来，好像还是得信人家英国人的幸福指数。

    咱中国人好像也有个幸福指数，那就是：知足者常乐！